时空的阶层感 (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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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艳是美团众包的外卖员，2019年我们在北京朝阳区十里河一家餐馆的门口相遇，当时她正气喘吁吁地坐在商店门口的台阶上。我走上前寒暄，她说自己刚跟着师父跑单回来。彼时赵艳刚入职“美团”一个月，对于周边商区还不熟悉，时常跑错路。一开始跑单，她只能一单一单地跑，因为要准确地找到楼号和单元号对于她来说十分耗时。一到高峰时段，过量的单子加上顾客的催促经常让她变得十分慌乱：

董昊是北京回龙观一个“饿了么”站点的专职骑手。2019年底，他跟站长请了两周的假，带着送外卖攒下的一万多块钱欢欢喜喜地回了山东老家。没想到，疫情的突然爆发让他在家一待就是四个月。虽然这段时间董昊能够和孩子多在一起，但是生活的压力也让他发愁。连续四个月家中没有收入，妻子带着两岁的小孩，买菜做饭，每日的花销让她变得焦躁。两人总是吵架。2020年5月初，董昊坐不住了，他设法联系到了附近村里一辆去北京的面包车，并托了一点关系，搭乘面包车回到了北京，准备继续跑外卖。按照他说的，路上的查询点并不少，但是也没有极力阻拦，他们用了一整天的时间开回了北京。

事实证明，外卖平台送餐的速度确实在加快。在过去的四年间，我的田野调查发现，外卖平台的配送时间从50分钟缩减到了30分钟以内。整个外卖业彰显出无与伦比的对于速度的追求，而时间缩短的背后是外卖骑手流动速度的不断加快。“与时间赛跑”正在成为互联网平台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我曾经试图寻找外卖骑手“不断加速”的原因所在，却发现其层次多元且复杂，它映射出了时间感、流动性和劳动过程在技术媒介不断更新迭代的背景下充满张力和冲突的现实。

回到北京的董昊迅速投入工作。彼时北京城中骑手不多，但是单子不少。马路上的骑手个个防护森严，十分忙碌。访谈中，董昊与其他骑手一样，用“像我这样的人”“我们这些人”“底下干外卖的”等话语来表达自己在疫情严重期间依然坚持出来跑外卖的无奈。这种无奈既带有生存的压力，也带有作为“底层人”的认同。疫情初期跑单的骑手，一方面认为参与跑单工作、获得收入是正常的，但是又觉得自己“冒着被感染的风险外出跑单”是一种无奈、被迫的选择。限制与流动在疫情的背景下变成了一种个人阶层化的展现和选择，在外流动还是居家隔离变成了一种彰显阶层等级化的体现。

加速的时间感是现代性的重要特征。在平台经济的运作中，满足顾客的即时需求成为平台运转的首要任务。为了吸引客源，各外卖平台纷纷将时间元素纳入广告语以凸显送餐服务的快速、高效。例如“××外卖，叫啥都快”“高效、品质、安全”等。或许平台已经做过关于订餐消费人群的研究，发现其中大部分订单都是来自写字楼、办公室的白领，他们在工作中追求效率。所以平台紧紧抓住“速度”这一关键词来主打宣传。

2020年，武汉疫情期间，外卖骑手被媒体列为“最受尊敬的职业”之一，甚至有些媒体将骑手称为“城市英雄”。这与董昊对自己的认知差异相当大。我想知道他的看法。他说：“贡献肯定是有的！但也有很多无奈！”他没有完全按照媒体的逻辑来理解自己。从他个人的视角来说，虽然他们是“英雄”，但是疫情期间骑手的劳动体验也加深了他们对于自己是“底层人群”的认同感。其中的劳动实践不断验证着服务者和被服务者的阶层差异，这种“非常态化的流动”也衬托出了他们在城市生活中苦苦寻找自洽位置的努力挣扎。

加速奔跑

躲避红码

这种劳作状态与布迪厄所分析的时间差序格局如出一辙，“让人等待是社会权力的集中体现”。的确，在平台服务业中，劳动政治的权力关系越来越体现为时间层面上的分配格局，时间的商业化使一方通过让另一方等待而凸显出“服务者”和“被服务者”的层级和分界。以外卖员为例，为了获得更多的订单，大部分外卖员每日劳动中有超过三分之二的时间处于“等待”状态。必要劳动时间是工人生产必要产品、通过价值交换来维持生计所需要的劳动时间，而剩余劳动时间则是在此之外、不为工人生产任何价值的额外劳动时间。对剩余劳动时间的榨取是资本获利的重要方式。当雇佣关系被零散的劳动过程和时间分配所取代时，资本的计算更胜一筹。因为按单计价并没有将劳动者“等待”的时间计算在内，而是模糊了必要劳动时间和社会再生产时间。这种工作时间的模糊边界和不确定性，反而培养了骑手的“平台黏性”（platform adhesion）。学会日夜兼程是一名“成功”骑手的必备条件。

一旦骑手选择在疫情期间流动起来，那么他们与疫情的较量便鲜明地凸显了出来。这里体现出后疫情时代劳动生产矛盾性的一体两面：一方面城市要运转，骑手要维持生计；另一方面，流动化的生产劳动可能带来病毒扩散的风险。为了更加有效地平衡此种冲突，防疫政策变得越来越细致、精确。健康码、行程码、中高风险区等流调大数据统统上马，开始强化新冠疫情的精准防控。

这就跟开盲盒差不多，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单。有时候中午吃饭的时候也来，没办法就打包了去送单。有时候一下午没有。

这些精准防控的措施深刻地影响着骑手的流动。例如在很多地区，个人如果驻足、停留于疫情中高风险地区超过4小时，或者大数据捕捉到其进入并经过疫情中高风险地区，则个人的健康码和行程码会变红。对于骑手来说，这是致命的。一旦健康码或行程码出现问题，他们会立刻被系统强制下线，甚至会被所在社区隔离。在很长一段时间，全国主要城市均存在中高风险地区，它可能是一座城，也可能是一个街道、一个小区或者一栋楼。虽然骑手们也会查看送单区域的疫情风险等级，但是数字化监控和大数据流调的范围往往趋向于扩大化，一不小心路过，骑手就会被列为“密接”或者“时空伴随者”，于是被迫下线隔离。因此，避免红码成为骑手疫情流动下的首要任务。但很多时候，它就像开盲盒一样，存在太大的不确定性。

单子不一定派给谁。有时候一堆人一下午一个单子都没有，有时候都出去送单。

2020年5月，大强哥的同事老张在大兴区附近送单，因为不知道送餐所在地已成为中高风险地区，送了两单之后，他的健康码突然变红。老张不得不按要求停工，隔离两周，并定期做核酸。在家等待的14天对老张来说十分漫长。他每日无须像往常一样早起，一日三餐也要在家对付，这让他十分不适应。老张租的房子在房山周边的一个村庄，单人间，只有十平米。没有电视、电脑，除了刷“抖音”、与家人聊聊天，老张不知道干什么。老张说自己“像一个蘑菇，等得都快长毛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单，就找个凉快地方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