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让这本书多一点彩虹 (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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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很简单：并非女同性恋者不以男性的方式说话，只是女人说话像男人并不似男人说话像女人那样令人厌恶。“谁想做女人啊？”纽约大学的语言学家路易丝·O.沃什瓦里在电话中开玩笑地问我，“一个男人若想成为女人就是自贬等级。”
那么，一个更好的问题——也是兹维基似乎要回答的问题——就是为什么男同性恋者采用了属于女性刻板印象的语言特点，而女同性恋者并没有采纳男性的言语风格呢？为什么男同性恋者会反转自己的性别，而女同性恋者却不会？
这种自贬的感觉再次证明了我们文化中的那个观点，即男性化的语言是中性的、无须标记的默认标准，而女性化语言则代表着异类。从默认的标准风格切换到被专门标记的异类风格，比从异类转为标准更能引起注意，所以当一个男人张开嘴吐露“女性化”特征时，我们就会后退。沃什瓦里说：“你可以追求权力，但如果你作为男人却选择像女人一样说话，那你就是在远离权力，这是不被认可的。”接着她用了这个模拟，“我扫视了一圈教室里的学生，有多少女学生穿了裤子？大部分。有多少男学生穿了裙子？一个都没有。”
任何社会群体的语言都是其历史经历的直接产物。男同性恋者和女同性恋者并没有相似的历史经历，他们的语言特征必然不可能相同。看看这两个群体在媒体中的形象演变就知道了：多么令人震惊，美国电视和电影中从来不曾有过女同性恋者角色，直到最近才出现一些。而她们终于登上银幕时，角色形象却并不是正面的。最早的女同性恋情节出现在 1961年的电影《双姝怨》（The Children's Hour）中，该电影讲述的是一个心怀不满的寄宿女校学生恶意诽谤她的两个女校长在谈恋爱，最终毁掉了二人的个人和职业声誉。这部电影并没有特别评论女同性恋者的言语特点，但它确实把女同性恋者的生活描绘得阴暗、孤独，并且会摧毁事业。
正如一个男人穿裙子比一个女人穿裤子更能彰显态度和观点. 一个男人像女人那样说话所传达出的态度和观点也比一个女人像男人一样说话更大胆、显眼。于是，有时候女性可能会故意加大力度：希拉里·克林顿和玛格丽特·撒切尔把声音调整得“生硬刺耳”，那感觉仿佛是一位女性穿着板正的礼服、全素颜地参加一场正式活动。一个女人若想通过扭转性别印象来让别人关注自己，就必须比一个男人付出更多努力、转换得更彻底。
女同性恋者有如此强大的性别团结意识（废话，女人是最棒的），我非常喜欢这个想法。然而，“为什么没有与男同性恋声音相对应的女同性恋声音”首先就不是一个正确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是把男同性恋者的经验作为标准来衡量女同性恋者的经验，而不是把女同性恋者的经验视为独立存在的东西。
男同性恋者与女同性恋者在语言上的不平等，并不仅限于声音。我们对这两个群体所使用的俚语也有不同的印象。几十年来，语言学者记录了世界各地不同族群中男同性恋者生动的俚语词汇。在菲律宾，许多男同性恋者使用一种叫作“同性恋暗语”（swardspeak）的词汇系统，它结合了富有想象力的文字游戏、流行文化隐喻、飞白（malapropisms，用词错误）和拟声构词[ onomatopoeia，词的声音听起来就像其所指的东西，例如“clink”（叮当声）和“swoosh”（嗖嗖声）]。例如，在这套词汇系统中，“Muriah Carrey”（穆利亚·凯里）意思是“便宜”，“Muriah”来源于他加禄语“mura”，意思就是便宜，然后融合了同性恋流行偶像玛丽亚·凯里（Mariah Carrey）的名字。此外还有“taroosh”，来自他加禄语“taray”，意思是“恶毒刻薄”。给一个词加上后缀“oosh”让它听起来更可爱，是“同性恋暗语”的典型特征。
多年来，一直有语言学家试图像识别男同性恋者声音那样辨别女同性恋者声音的特点，但他们没找到多少线索。我说的“没找到多少”其实是“什么都没找到”。1997年，斯坦福大学的音系学家阿诺德·兹维基（Arnold Zwicky）提出，我们能感觉到并不存在某种“女同性恋语言风格”，可能是因为当男同性恋者使用众所周知的“声音”时——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们是在发出渴望脱离常规的异性恋男性气质的信号。而女同性恋者通常更认同，而非反抗自己所属的性别群体，所以她们不需要刻意将自己与异性恋女性区分开来。在兹维基看来，女同性恋者首先是女性，其次才是女同性恋者，而男同性恋者则相反。
英语中第一份重要的同性恋者俚语词汇表是由美国民俗学家、色情文学学者格申·莱格曼（Gersho n Legman）于1941年编撰的。它作为一份两卷本同性恋医学研究出版物的附录出现，从括约肌紧绷的案例研究到女同性恋骨盆区域的X光片（科学家与变态之间真是只有一线之隔），该出版物无所不包。这个附录精确地列出了329个词条，其中有一些我从未见过。比如“sister in distress”（遇险的姊妹），指的是“遇到麻烦的男同性恋者，通常指他碰到了警察”；“church mouse”（教堂老鼠），即为了找虔诚的年轻男性寻欢而经常出入教堂的男同性恋者。还有其他让人印象深刻的词，比如“fish”（鱼），指的是非常女性化的同性恋男性——“fish”是比喻阴道的词，尽管有点不合适。
所以从本质上来说，当一个男同性恋者因为说话方式而感到耻辱，都是因为这种说话方式违背了我们对一个男人应该如何说话的期待。然而与此同时，在泰勒的调查访谈中，没有哪个女同性恋者因为听起来太“坚决果断”而被送到言语病理学家那里。
莱格曼注意到，这些词大多数都是男性导向的。如他所写，女同性恋者导向的俚语“肉眼可见”地匮乏。莱格曼推测，俚语的这种差异或许是因为女同性恋者根本不存在。按照他的标准，对女人感兴趣只是轻浮富家女的爱好，因为她们要么百无聊赖想找点乐子，是在假装，要么是被生活中的男人严重压抑。莱格曼写道：“在美国——或许也在其他地方——女同性恋行为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人为的。它是知识分子阶层中流行的一种罪恶，是进入剧院的一个很好的途径，最重要的是，它是胆怯的女人和半处女的安全性资源，是遭受父亲虐待而产生心理创伤的女儿们的色情释放口，是那些在性方面笨拙、野蛮或无能的男人的妻子和前妻们在绝望中的退路。”他认为，以上这些原因都导致良好的女同性恋词汇系统无法形成。
但是，我们的文化希望事情就是那么简单——坚信所有的男同性恋者说话都像女人——因为这样更容易把他们归为一类，然后就可以嘲讽他们。因此，刻板印象大行其道。“你觉得为什么男同性恋者有时会因为别的男同性恋者说话像女人而拒绝对方？”戴维·索普问同性恋媒体专家丹·萨维奇（Dan Savage）。“因为厌女症.”萨维奇回答，“他们想向文化证明，他们并非‘不是男人’，他们是好人，因为他们不是女人……然后他们会惩罚那些他们认为在任何方面都很女性化的男同性恋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