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如何让纠正你语法的人无地自容 (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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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男性语言学家为这种赋予物体人称代词的做法起了个名字，称之为“升级”（upgrading），好像把这些东西叫作“她”，就把它们提升到了人类的地位。他们不明白的是，这样做是同时把女性贬低到玩物和私有财产的位置。

1995年，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杂志刊登了一篇题为《波音美人》的文章，作者是一位飞行员，他这样描述他的波音727客机：“我的妻子乔安娜今天遇到了她的竞争对手。在我们31年婚姻的大部分时间里，她都知道‘另一个女人’的存在……当然，我说的是一架飞机……但这是一架多么好的飞机啊。”一个爸爸炫耀他刚上过蜡的宝马摩托车，说：“她可真是个美人儿！”一个IT人员在你工作的时候停在你的办公桌前，看了看你出了故障的笔记本电脑，说：“把她打开！”2011年，一群语言学家在《流行文化杂志》（Journal of Popular Culture）上发表了一项研究，分析了卡特里娜飓风过后商家销售的带有性别歧视的纪念T恤，其上印着的标语包括“卡特里娜，那个婊子！”“我被卡特里娜骚扰、鄙视，还被她肏了：臭婊子”“让卡特里娜吹我吧：她阻止不了我去2006年的油腻星期二狂欢节”。

实际上，这些把女性比作自然力量、领地财产和技术产品的隐喻，是将女性性别推到了远离人类的“他者”范畴。在罗曼看来，通过把“她”模拟为风暴和海洋，“女人变成了自然与文明之间冲突的象征，她用美貌诱惑男人，用魅力吸引男人，但她十分危险，因此需要被征服”。女人是需要被殖民的大陆，是需要被攻占的堡垒。这种情绪不仅反映在英语中，在世界各地的语言——从意大利语到泰语——中都是如此。一个国家的政府拥有所谓的“开国之父”，而该国的土地却被视为一个女性实体——“大自然母亲”“处女地”。在语法、寓言故事和现实生活中，女性都被看作文明的男性世界之外的荒蛮之地，野性的东西命中注定需要被驯服成我们传统上希望女性成为的脆弱、娇嫩的花朵。

在迪尔巴尔语的系统中，一个东西只要不能杀死你，就被认为是阳性的。将名词按照危险与否的标准加以性别化的区分这种做法似乎离我们十分遥远，但其实讲英语的人在不知不觉中也做了类似的事情。想想所有用代词“she”而不是“it”来指代非人类事物的例子，例如汽车、船只、飞机、海洋、国家、尼斯湖水怪和飓风。20世纪50年代，美国国家气象局正式决定借鉴海军气象学家用女性名字命名其船只的传统，只给飓风起女性化的名字。幸运的是，在1979年，两个部门共同采取了性别平等行动并修改了该命名系统，将男性和女性的名字都包括在内。以上所有这些事物，都是巨大的、具有挑战和威胁的，同时又有着被男人征服的漫长历史。

一些学者认为，具有语法性的语言对说话者的态度会产生更明显的影响。1982年的一项研究表明，说希伯来语等有语法性的语言长大的孩子，比说英语或芬兰语长大的孩子更早开始形成自己的性别认同。对这些发现的一种解释是，像希伯来语这样的语言可能会在意识形态上更早地让讲这种语言的人陷入性别刻板印象。但罗曼对此并不担忧，因为一个问题越是显眼，就越常被讨论。罗曼说：“在使用有语法性的语言的地方，比如法语和意大利语地区，说话人的注意力经常被吸引到性别问题上，而英语区就不是这样。”只要对问题有更多关注，解决方案或许就近在咫尺了。

迪尔巴尔语系统也是将“阳性”作为默认项的一个例子。仿佛在这个语言的世界里所有的东西都是阳性的，除非有什么理由可以说某事物不是这样的。这种默认的男性/雄性模式出现在数百种语言的语法结构中，比如法语中只有阴性名词用e做标记，或者在意大利语中，一群男孩和女孩会自动被称为一群“男孩”（只有当一群人都是女孩时，你才会听到人们使用阴性名词）。有时候，男性/雄性的默认模式会毫不掩饰地出现在语言里，例如埃塞俄比亚的迪兹语（Dizi）就把几乎每一个名词都归类为阳性，除了那些“天生”为女性/雌性的东西，如女孩、女人、奶牛，以及小尺寸的东西，如小扫帚、小花盆。于是语言成了一种明目张胆地排斥所有阴性事物的终极手段。

尤其是在法国，语言是女性主义者最有力的抵抗工具之一。法国女性经常用阴性词代替阳性词，比如用阴性的“la personne”（人）代替阳性的“le sujet”（主体）来描述故事或对话里的人物。“虽然从理论上来说，‘le sujet’既包括男性也包括女性，但是法国女性主义理论的观点之一是父权制一贯将主角设置得男性化，从而彻底把女人排除在外，”罗曼解释道，“多么矛盾，这个语法上包含女人的单词却反过来抛弃了女人。”

一个非常不理论化的例子来自澳大利亚原住民的迪尔巴尔语（Dyirbal）。迪尔巴尔语有四类名词，第一类是阳性的，第二类是阴性的，第三类专门指可食用的水果和蔬菜，第四类是指不属于前三种类型的任何东西。这种分类听上去十分简单明了，但奇怪的是在迪尔巴尔语中，一只动物总是首先被归为阳性，除非该动物明显比其他同类更有害或更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它才被归为阴性。例如，在迪尔巴尔语里，鱼属于阳性名词，而危险的鱼，比如石鱼和颌针鱼，就被标记为阴性。所有其他可能致命的生物，以及任何与火、水、战斗有关的东西也是如此。“这种分类原理告诉了我们，迪尔巴尔人是如何看待他们的世界并与之互动的。”罗曼说。

在英语中，我们使用更具包容性的“person”来代替一些单词中原有的“man”，例如“chairperson”和“salesperson”。但与法语的区别在于，英语试图将性别完全从这些词中抹掉，但法语中的“la personne”是明确的阴性词。英语的“person”没有彰显那么“激烈”的态度，因为它并没有把单词彻底转换到女性范畴。罗曼评论道：“一旦把‘la personne’翻译成英语，法国女性使用该词的政治意义就丢失了。”尽管女性主义者也可以用类似的方式来吸引人们对英语的注意——通常是通过文字游戏和重新拼写来实现的，比如“herstory”（“她的故事”，历史）、“womyn”（女人）”.以及“shero”——但似乎并没有获得那么多的关注。

泰米尔语和奥吉布瓦语这两个例子很好地证明了，语言的分类系统完全不是任意的，而是直接基于使用者对每个单词含义的理解而产生的。人、动物、树木和神灵都属于奥吉布瓦语名词中有生命的一类，而且在奥吉布瓦人的文化观点中，雪和炊具也是“有生命的”名词。但是在语法性有阴阳性之分的语言中，名词分类的文化意义就开始出现问题了。因为语法性与语言使用者在文化上对人类性别的认知是密不可分的，理论上他们对男人和女人的印象不可能摆脱语言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不可避免地会在他们学说话的时候就开始固化。

部分原因可能是，包括上述单词在内的很多词从理论上说已经去性别化了，所以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经“女性化”改造后的词。许多女性喜剧演员说，她们讨厌被人们称呼为“comediennes”（女喜剧演员）。“我不喜欢人们这样叫我，”《大城小妞》的主演伊拉纳·格雷泽2016年告诉 Elle杂志，“人们会专门说‘doctresses’（女医生）吗？”赵牡丹⁺对此表示赞同：“我更喜欢被叫作脱口秀演员，不加‘女’。”

还有很多语言的名词分类系统并没有明确的性别区分（并不像莱普修斯所说的——不管他是什么意思——对生理性别有“较低级的理解”）。在印度南部的泰米尔语中，名词按种姓的高低来区分。一种名为“奥吉布瓦”（Ojibwa）的美洲原住民语言根据“有生命”和“无生命”的差异给名词分类（在我看来这似乎比阴阳性区分法更符合逻辑）。

心理语言学研究表明，在英语中，过于“女孩化”的后缀，如“- ette”和“- ess”，实际上具有明确的负面或贬低的含义。毕竞，“- ette”最开始并不是一个女性词缀，而是用来指代小尺寸或者低价值的东西，例如“kitchenette”（小厨房）、“cigarette”（香烟）。像“actress”和“waitress”（女服务员）这样的词仍然在日常生活中被使用，但过去这种加女性后缀的名词数量更多：“neighboress”（女邻居）、“singeress”（女歌手）、“servantess”（女仆，女侍者）、“spousess”（女配偶）、“friendss”（女性朋友）、“farmeress”（女农民），甚至的确有“doctoress”，这些都是中世纪英语中真实存在的词，但后来逐渐悄无声息地消失了。

这些语法性的指定究竟能对人们看待现实世界的方式产生多大影响？有研究证明，其影响是巨大的。1962年，学者们进行了一项实验，向讲意大利语的人展示了一系列编造的莫名其妙的名词，这些名词有的以o结尾，有的以a结尾——在意大利语中，通常o是阳性后缀，a是阴性后缀。这些人被要求想象这些假名词可能代表什么，然后用一系列形容词来描述它们，比如好、坏、强、弱、小、大等。然后，他们被要求用相同的形容词描述男人和女人。结果呢？阴性名词和女人都被描述为“善良的、软弱的和娇小的”。阳性名词和男人都是“恶劣的、强壮的、高大的”。这项研究证明，语法性不可能不渗透到语言使用者的世界观中。

有很多女性反对使用这些女性化的后缀，但也有人喜欢它们。就像有的女性非常希望自己的性别在“女作家”或“女科学家”等称呼中被突出一样，也有女性喜欢并认同性别倾向明显的“女孩化的”语法结构。不久前，我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聊过，意大利语对雄性大象和雌性大象进行了区分——“elefante”是“雄性大象”，“elefantessa”是“雌性大象”——尽管我收到的评论中有一半表示这样很奇怪也毫无道理，但我也收到了一些女性的留言，她们认为“- essa”后缀具有迷人的女性气质，丝毫没有贬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