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〇章 来见见社会语言学家吧：酷飒的女性主义者们在聊什么？ (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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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恼人的是，还有很多人——往往是一些社会特权阶层——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语言的演化。这群脾气暴躁的人声称不区分性别的词汇不符合语法，他们拒绝了解生理性别（sex）和社会性别（gender）之间的区别，还抱怨凭什么随口说说“slut”（荡妇）这个词就要被指责性别歧视，他们在美好的旧时代可没被指责过。这些人意识到了自己身份之下的语言根基在剧烈颤抖、变化，自然就把气泡音和无性别人称代词等语言现象视为不祥之兆，并且威胁着他们在世界上的统治地位，令他们毛骨悚然。因此他们固执己见，寄希望于如果他们能阻止所熟知的英语发生变化——任何语言学家都会告诉你这是徒劳——他们就能保住自己的特权社会等级并继续从中受益。

穿花呢套装的母亲不高兴了。“y’all？”她喘着气，用手抚着胸口，“你不能不顾场合随口乱说‘y’all’，阿曼达。这是糟糕透顶的英语！人们会认为你很愚蠢……或者更糟，以为你是南方人！”“她看了一眼自己的女儿，摇了摇头。

我们也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发现受人尊敬的媒体和公众人物传播着对女性声音的批评，比如批评她们说话太夸张，过于频繁地使用“like”（好像；嗯）和“literally”（字面上；确实；简直）这样的词，还批评她们过度道歉。他们大肆宣扬类似的针对女性声音的批评，声称这些都是“女性主义建议”（但其实是伪女性主义的），旨在帮助女性说话时听起来“更权威”，这样她们就能够“被更认真地对待”。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批评根本没有任何客观的、符合逻辑的道理，他们的出发点仅仅是女人说话听起来不像中年白人男性。他们实际上在迫使女性处于一种自我质疑的状态，好让她们闭嘴。

我等的就是此刻。

现在是时候让性别和词汇的话题超越学术界，进入我们的日常对话了。因为人们发现，21世纪的美国处在一个独特而动荡的语言环境中。每一天，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自由地表达各种性别认同和性取向，与此同时，我们用来描述自己的语言也在随之演化。这很有趣也很重要，但对一些人来说这一切可能很难理解，也许会让一个原本良善的人感到困惑并开始戒备。

“其实呢，”我从座位上滑回去说，“英语中缺少第二人称复数代词，我觉得人们社交时有意识地使用‘y’all’就能有效解决这个问题。”这位母亲扬了扬眉毛。我接着说：“我本可以用‘you’（你/你们）这个词来称呼她们，但我想让你女儿知道，我是把她也包括在谈话中的。我原本也可以说‘you guys’（你们）’，这在日常交谈中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但据我所知，这两个孩子都不认为自己是男性。我一向尽量避免使用表示男性的词来称呼非男性，因为这样称呼别人会从根本上助长语言性别歧视，而语言性别歧视是许多人多年来一直反对的。所以我的意思是，如果这两个女孩都不是男生，那么当然不能用‘guys’称呼她们。你觉得呢？”

说到权力，你可能听说过，也可能没听说过一个词，“父权制”，也就是一种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结构。人类社会并非一直都是父权制的，学者们认为父权统治始于公元前4000年左右-——作为参照，智人已经在地球上存在了20万年。当人们谈论“粉碎父权制”时，他们的意思是从语言上和其他方面挑战这个压迫性的系统。这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因为在西方文化中，父权统治已经存在过久、令人厌弃了。

母亲对我露出怀疑的微笑。“也许是吧。”她说。

齐曼是一名语言学家，我为写这本书而采访的大多数其他词汇专家也是。语言学家这个职业经常被误解，并不是你学会几十门外语就是语言学家，他们也不会热衷于纠正人们用错的分裂不定式。事实上，语言学是研究语言在现实世界中如何运作的科学。其中一个领域是社会语言学，是语言研究和人类社会学的交叉领域。其实就在不久之前（大约在20世纪70年代），语言学家才首次开始研究人类如何将语言作为一种社会工具来团结他人、创建关系和维护权威等。在所有研究主题当中，最令人大开眼界且最具争议的无疑是语言和性别的关系，即人们如何使用语言来表达性别，性别如何影响一个人的说话方式、 以及他们的话语如何被听者感知理解。语言学家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发现，从最微小的声音单位到最广泛的会话类别，语言的几乎每一个角落都与性别有关。而且由于在很多文化中，性别都与权力直接相关，所以语言也必然如此，只是我们大多数人都意识不到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