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那么……1000年之内，女人能统治英语吗？ (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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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齐曼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我问过德博拉·卡梅伦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对英语的未来能有什么现实的期待。无性别中性代词要多久才能成为日常用语的一部分？我们真的能发明一套新的女性主义脏话词汇吗？我们会停止憎恶年轻女性、男同性恋者的说话方式吗？街头言语性骚扰和荡妇羞辱会彻底消失吗？

与齐曼的对话是我为这本书进行的最后一次采访。那是在2017年 12月底，当时加利福尼亚州现代史上最大的山火----托马斯大火正在我们身后的山上熊熊燃烧，将数千英亩森林夷为平地，空气中弥漫着灰烬。齐曼说：“我们越是朝着尊重非标准性别身份、创建与之相适配的语言的方向前进，遭遇的阻力就越大。”

卡梅伦推测这将是一条崎岖的道路。“我认为无性别中性代词——或者至少其中的一个，‘they’——会传播开来，它已经在词汇系统里了。但我认为歧视女性的语言仍然不会变少，”她从牛津给我写信说.“不幸的是，这是一个厌女症呈上升趋势的时代，人们的词汇使用反映出了整体的文化情绪。厌女症非但不会被抵制，反而会延续下去。”

然而，随着女性主义的声音越来越嘹亮（这预示着一场社会和语言革命即将到来），反对她们的声音也越来越大。“我们亲眼看见，这种能让所有被压迫者迈向更美好的世界的新进步叙事，不会像人们想象的那样轻易就能成功，”齐曼在圣巴巴拉的一个大雾天对我说，“哪里有社会变化，哪里就会有阻力。”

就连波士顿伯克利音乐学院（一块田园诗般的自由飞地，里面随处可遇见18岁的原声吉他天才）的女性主义学者亚当·塞特拉（Adam Szetela）也认为，我们将面临一段艰难的道路。塞特拉告诉我：“我认为女性主义语言这一进步性的变化会遭到——其实已经遭到了——某些强烈反对和抵制。”他的理由是保守右翼及其“极右翼继兄弟”将继续坚定地阻止女性主义价值观在英语中的主流化。塞特拉认为，唐纳德·特朗普的总统任期尤其造成了倒退效应，需要几年时间才能扭转过来。“虽然在某些领域，一些过去可接受的说法现在因变得不妥而被淘汰掉了，但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却在日常生活中塑造着性别歧视……而且无须承担任何后果，”他在2017年12月给我的信中说道，“因此，特朗普时代那些即将成年的年轻男性所接收到的信息是，性别歧视言语是一种社会可接受的与女性联系、互动及谈论女性的方式。”

但人们对性别和语言改革的兴趣却时起时伏。齐曼说，21世纪初他正在申请研究生，想找人探讨跨性别身份认同和语言学，但是没人在乎，没人想聊。那时候，人们认为这个话题太小众了，没什么实用性。但10到15年之后，性别和性别平等问题开始再次成为文化前沿，我们用来谈论这些问题的语言也随之发展起来。

我甚至看到上述发展趋势的两面——进步的语言改革和随之而来的攻击——在一些无害的地方出现了，比如流行的在线俚语词典“城市词典”（ UrbanDictionary.com ）。我现在想到的词是“mansplain”。这个流行词的发明要感谢多产作家丽贝卡·索尔尼特（Rebecca Solnit）在2008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她在文章中讲述了一件事：她在一次聚会上被迫忍受一个陌生男人居高临下地向她解释一本历史书里的内容，她想让那个男人知道这本书其实就是她写的，却一点插话的机会都没有。索尔尼特个人并没有在文章中直接提出“mansplain”这个词，而在她的文章发表一个月后，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 LiveJournal·上的一条评论中，随后它的使用次数激增，先是博客写手，然后是主流媒体，最后进入了人们的日常对话。“mansplain”是一个美丽的合并词，填补了英语中的一个空白，描述的是一个许多女性都熟悉但曾经没有词可以形容的概念。这个词引起了轰动，2010年，《纽约时报》将其列为年度词语之一。自然，它很快就被收录到了“城市词典”网站上。

埃尔金和斯彭德等女性还准确地推断出，语言是社会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母语》、《邪恶词典》、罗宾·拉科夫的《语言与女性地位》都出版于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时，这并非巧合。在那个高度政治化的时代，社会赋权引发了语言赋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