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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听的过程中，我们结识了环卫工阿姨咏秋。她负责公园对面的那条马路。
雨虹跟我说：“小姐姐，我可以教你学韩语。”
于是，每天下班后，我跟母亲一起沿着马路散步，询问正在打扫卫生的环卫工，有谁认识扫了十五年马路的陕西阿姨。
她教了我三句话。
我提议，既然阿姨在深圳扫了十五年的马路，肯定有不少工友还在这附近工作，我们去问问，他们也许有阿姨的联系方式。
你好 녕하세요 (annyeonghaseyo)
“我们是老乡啊！我没有别的给她，要不就是去超市给她买点好吃的。”
晚上好 좋은 저녁이에요 (joh-eun jeonyeog-ieyo)
“我给你买的你不穿，给别人。”
谢谢小姐 고마워요 아가씨 (gomawoyo miseu)
“你给我买的。”
雨虹说韩语时嫩秧秧的腔调，跟她说汉语时差异很大，带着羞怯和喜悦，向我和母亲分享。面对母亲说的因为不识字受了很多憋屈的往事时，雨虹鼓励母亲：“长到老，学到老，还有三分没学到。”有雨虹这样的榜样在，母亲学起拼音和汉字来就更认真了。
“你哪来的袜子？”我说。
有一次，我和母亲好几天没见到雨虹，他的两个儿子紧闭垃圾房的大门，埋首整理垃圾。后来雨虹出现了，她告诉我出了一趟远门，去了上海、苏州、杭州，还回了合肥弟弟家一趟。
“她回去了什么都没给她一点，我不晓得她要走。 如果晓得，我把我的袜子给她两双。”
我发现她染了大红色的指甲，很漂亮。她告诉我：“我喜欢大红色，花了100多块做的。”垃圾房里，面对整整十一大桶需要重新整理分类的垃圾，雨虹顾不上新做的指甲，随手抓起一个上面还残留着米粒的快餐盒，跟我回忆起在韩国时，关于别人如何做垃圾分类的见闻。
“她应该是回老家了，她之前跟我说过，退休了就回家带孙子，她已经干够十五年了。有退休金。
去韩国的时候，雨虹特别留意了韩国的垃圾分类。
母亲开始在我面前念叨。
雇主在首尔和釜山的家中都贴有垃圾分类操作指南，垃圾按可回收与不可回收，分门别类地放进垃圾袋。塑料餐盒、奶茶杯子丢弃之前会洗干净，连附着在上面的标签都会撕下来。一些破碎的玻璃瓶、碗，要一层层用旧报纸包起来，用胶带缠紧，以防割伤清洁工人的手。木板、废弃家具不能乱丢，搬运工人上门搬运时，按斤收费。
连着一个月，母亲都没有在小区楼下碰到阿姨，原来阿姨负责的清洁区域，换了一个瘦高又沉默的云南阿姨负责。
雨虹一边说，一边把垃圾桶里的可回收塑料挑出来扔进专门用来装塑料的大纸盒里。她在韩国雇主家做保姆的时候，雇主刚开始还会严格按照标准去做分类，后来发现中国没那么严格，也就按照中国的标准来整理垃圾了。
阿姨每个月还捡一些塑料瓶卖，一个月能额外获得50到100块左右的收入。夏天的时候，有一次，母亲连着三天都没见到她。再次见到，问起来，阿姨告诉母亲，她淋了一场大雨，病了三天。
我跟雨虹说：“如果我们也像韩国那样严格执行垃圾分类，罚款到个人，那也许就没有阿姨你现在做的工作了……”
近些年，阿姨新找了一个老伴，是四川广安人，在深圳开货车。有好几次，母亲碰到他帮阿姨扫马路。阿姨告诉母亲：“一个女人在深圳闲言闲语的，工友介绍，彼此觉得合适，就答应着，一起做个伴，租房子也有人承担一半。”
雨虹表示无奈。
小菊阿姨在深圳扫马路已经十五年了。老公早些年因病去世，留下两个儿子，她靠扫马路帮两个儿子娶了媳妇，让他们在老家成家立业。
深圳付出了巨大人力、物力成本，才保持了城市的干净和整洁，但从另一个侧面来说，这也给一些”边缘人群”提供了工作，让垃圾行业还有一些缝隙存在。
我每次见到她都会报以微笑，她知道我是春香的女儿，我知道她是母亲的朋友，除此之外我们对彼此没有更多了解。她的故事我更多是从母亲口中知道的。
雨虹做保姆的时候，曾经在早上9点去蛇口坐船观光。“花100多块钱，可以坐三个多小时，可以看香港、澳门、珠海/
一开始搬到现在所住的小区时，我也经常遇到这位环卫工阿姨。她负责我们小区楼下的马路清洁。有一次，我下班回来，碰到母亲跟她坐在台阶上大声用方言交流。我走过去陪她们坐了会儿。阿姨正在给老家的儿子打视频电话，视频里，她的孩子们正在摘樱桃，红彤彤的樱桃，水灵灵的。
现在，垃圾完全把雨虹捆住了。
母亲已经很久没见到她了，总在我面前念叨。阿姨没有留下电话号码，母亲也没有加上她的微信，就这样失去了联系。
“一分一秒都离不开。” “每天2点回家，要干两杯酒才能解乏。”
母亲跟我出门散步，她想在临近的几条马路上找找，看能否再遇到她一年前认识的，帮她找到写字楼保洁工作的环卫工小菊阿姨。
雨虹很苦恼，她很想找到接盘的。曾经有老乡来试了几天，因为受不了黑白颠倒的作息，很快就放弃了。
秋天的晚上，有凉风。
另外，因为一旦接手，就得给物业公司交4万块钱的押金，这个门槛也难住了很多人。
寻找小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