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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舒缓的音乐节奏里，老董停不下来。他看得很明白：“公司为了节省成本，宁愿让一个人多干，也不愿意多招人。”不久后，老董的弟弟因为回老家参加女儿的婚礼，丢了在超级商场的工作。弟弟之后重新找了一份工作，在”江南厨子”杀鱼，一个月5000多。老董还留在超级商场做厕所清洁。他快六十了，也许过一段时间，环境公司就不要六十岁以上的人了。“能干一天是一天。”
来到超级商场的人因为这柔美惬意的音乐会在琳琅满目的货架前驻足更久时间。无论贫穷或富有，来到超级商场，人都只有一个代称——“消费者”。消费者们慢悠悠地闲逛，仿佛只有在这里才能停下来，获得一份安心和归属感。就像五星级酒店的大堂，永远有令人舒心的音乐，打着”欢迎回家”的广告语，顾客付出金钱，收获满足与幸福。
四十五岁的水仙阿姨在保洁队伍里算是很年轻的，是商场车库夜班的班组长。她皮肤很白，眉毛细长，化着淡妆。她是云南人，但是嫁到了四川仁寿，有两个孩子，儿子在成都打工，女儿在绵阳读大学，她手机里保存了很多儿子和女儿的自拍照片。水仙阿姨在深圳待了21年，一直在龙华的工厂打工，做得时间最长的是在一家包装厂制作各种包装盒。因为还年轻，她兼了两份工，另一份是在商场不远处的写字楼，也是做班组长，管理10个保洁员。她的丈夫在深圳做保安。问起她当班组长的感受，她说，不太好干，找事的人很多，督管时不时就来检查。
算上加班，老董一个月可以挣6000块，这些钱大部分都拿来补贴大儿子。老董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做上门女婿，不用怎么操心。令他操心的是患有糖尿病的大儿子，没法打工赚钱，要靠胰岛素和降血糖的药维持基本健康。儿媳妇在老家带孩子。“我没有办法。”老董说。 在老董痛着腿，一遍遍上楼下楼，往返于两个卫生间，洗洗刷刷的同时，商场播放的背景音乐是《天鹅》。这首优雅又温柔的大提琴纯音乐在干净的空间里流淌，让人感到舒缓。
保洁员也会形成自己的共同体，他们不仅会互相介绍活儿干，有时候也带着乡土社会特有的”关系”色彩。
保洁员是商场的隐形人，站在边缘处。商场对干净近乎失控的追求是通过保洁员的个人时间被严重剥夺而实现的。老董的时间被压榨到极致。“商场不让坐，一直干。”老董每天要工作16个小时，一天要走三万多步，他的脚后跟很痛，起了水泡，走起路一痛一痛的。他每天6点钟起床，凌晨才回到位于城中村的宿舍，还要煮第二天的饭菜、洗衣服，一天只能睡5个小时。2020年初，老董和弟弟及一位同姓叔伯一起来商场做保洁，保洁员们把他们三个称为老董、小董和董师傅。他们三人都上连班，互相关照，替对方热饭、带饭。有时，餐馆打洋前剩下的饭菜，好心的店员会送给老董，这样他深夜回家就不用再做饭了。
母亲工作的商场，有一个大型高端超市，一颗包菜可以卖到30块。她在这里认识了那位专门负责处理过期蔬菜水果的保洁员，江西人。
老董是整个超级商场里得到最多表扬的保洁员。他来自云南，岗位与海棠阿姨相同，负责商场负一楼和负二楼男卫生间的清洁。工作区域包含：洗手间的所有门把手、洗手台、水龙头、马桶、墙面、地面、垃圾桶、地漏。除清晨的一次大清洁，从早上8点至深夜11点，卫生间要每小时保洁一次，老董连轴转。他的工作很繁琐，但他做得很认真，从不敷衍。老董是超级商场唯一一个从来没有被投诉过的保洁员。经理开会的时候当着其他保洁员的面表扬老董：“你们都向老董学习，老董做的都不用我管。”但除了口头表扬，老董从未得到过物质奖励。
超市里的蔬菜、鲜肉很少打折，以原产地和新鲜为招牌，保质期仅一天，吸引周边的人购买。卖不完的即将过期的蔬菜水果会在晚上11点左右被江西大叔拉到停车场附近，他会从垃圾车里挑出还可以吃的蔬菜，分给在商场里打扫卫生的其他老年保洁员。有些过期的肉他会拿来低价卖，但这是很有风险的行为。
此时，她的儿子在广州模具厂打工，丈夫在老家装修自家房子——夫妻俩投了几十万在那栋三层小楼上。 盖楼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儿子。儿子二十九岁了，尚未结婚，海棠阿姨心里很着急。母子俩虽然在相邻的城市打工，但很少见面。海棠阿姨说：“我没休息时间，不能陪他。”
母亲是从被他送过菜的保洁员口中知道这些事的。
在玩具厂之前，她则在老家广东人开的烟花爆竹厂里做工：再往前，她在家乡的乌石矿山上捡矿卖钱。海棠阿姨有四个姐妹，她是老三，跟我母亲一样没读几天书。
每天晚上11点左右，打扫完超市最后一遍卫生后，分菜的江西大叔会在停车场附近准时出现。
在来深圳做保洁之前，她和丈夫在东莞一家玩具厂待了六年，每年正月去，年底回，一开始底薪只有900多，工资慢慢涨，到后来有2000多，再后来，公司要从东莞搬迁，厂里赔了他们几千块钱，夫妻俩就辞了工。
上夜班的保洁员这时候正好下班。他们常用黑色的垃圾袋带回江西大叔分给他们的菜：冬瓜、番薯、水果辣椒、莲藕、快过期的鲜切面……各种各样被划伤的菜、临过期的食品，被带回家。它们并没有坏，只是保质期过了一天，只是不够新鲜。超市的菜要想卖到足够贵而不被投诉，就只能每天都上最新鲜的东西，那不够新鲜的就会被丢弃，整推车地往外扔——这是人们获得”新鲜”背后的代价，却恰好是部分老年保洁员们第二天的能量之源。生活如此充满随机性。
海棠阿姨做这样的工作已经五年了。她是广西人，与母亲同岁。她住在保洁公司为员工提供的宿舍里，八个人住一个单间。她没有时间做饭，常常捡拾商场面包店当天卖不完的面包吃，还把捡来的面包送给过母亲。
江西大叔送菜也分人，更多时候，送菜是一场交易。有时候，他需要对方用捡来的纸壳、废品跟他换菜。猪肉、牛肉等一些肉类制品他是不会送人的，只低价卖。这成为他保洁工作之外的一份额外收人，多的时候一天可以赚百来块。
在商场里负责负一楼和负二楼四个女卫生间清洁工作的，是海棠阿姨。负二楼连着停车场，负一楼连通地铁，人来人往，海棠阿姨每天工作16个小时，一个月的工资5300元，为了挣到这些钱，她没有可以喘息的片刻，不停地来回于被水淋湿的台面，装满脏纸团的垃圾桶，被弄脏的马桶。
不到两个月，江西大叔拿即将过期的肉往外卖的事就让超市经理知道了，他被开除了。不排除是被同事举报。不久后，他去了不远处的商场重新找了一份保洁工作，没有人问他的来处。新来的负责处理超市过期菜的保洁员，再也不敢送菜给他的同行们。
这些保洁员里，有一部分是因为儿女在深圳工作，跟随儿女而来，比如我的母亲，有一些是为了摆脱无意义的婚姻；有些是为了给儿子挣钱娶媳妇。更多是跟我母亲一样，给自己攒点养老钱，同时找点事干。还有人就是为了活下来。一位六十二岁的保洁员被老乡带到这家商场前，曾在北京扫过五年马路，北京的冬天太冷了，冻得手脸皴裂，痛得不行，一个月也只有3000多块。他来深圳，最大的理由是，深圳冬天不冷，他很担心在北京有一天冻死在路上都没人知道。
母亲还在商场里认识了做抛光的刘师傅。
像母亲这样只上工8个小时的是极少数。大多数保洁员是连上两班，16个小时，意味着没什么休息时间，常常有保洁员在商场的角落里靠着墙就睡着了，开着会就睡着了。他们尽可能想办法休息，比如频繁地去厕所，但去多了也不行，被监管发现，会在群里通报批评。
抛光，是指用专门的工具将地板磨得光滑，不留印子。师傅们在晚上10点商场关门后开始工作，直到第二天早上八九点钟，负责检查的监工来验收。验收完毕，师傅下班，商场开业。
整个商场不止一个像母亲这样隐瞒身体疾病来做保洁的人。大多是胃病、糖尿病等一些慢性病，短时间内不会影响人的生命。也正因为如此，很多人便不把自己身体上的毛病当一回事，硬撑着，硬熬着。
每天早上8点多，当母亲拖地板拖到男厕所附近时，就会看到刘师傅，这往往是刘师傅准备”起床”的时间。刘师傅是一个外包临时工，抛光的活儿三四个小时就干完了，那时天还未亮，他干脆就随身携带一个小折叠床，住在负一层的男厕所里。监工来验收完了，他就立马起身收拾，把床放在不被注意的角落。
和商场里同是做保洁的同龄人熟悉之后，母亲发现，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是靠着超市卖剩的面包、水果度日。有时候，附近酒店自助餐剩下的白米饭也会被这些保洁员捡来当作第二天的主食。有一个患有糖尿病的保洁员，每天的三餐就是将这些捡来的、冻在冰柜里的白米饭拌上老干妈，用开水化开了吃。
母亲和刘师傅在清晨遇见的时候，经常这么打招呼：刘师傅说一声”哎呀”，她回一句”哎呀”，刘师傅再回一句”这就是生活呀”，母亲接一句”这就是生活呀”。这是两人之间的秘密，她没有告诉监工刘师傅在厕所住的事，他们心照不宣地结成了同盟。
母亲是天生的跟人熟络的高手。还在农村生活的时候，她能在干完农活回家的路上，在沿路每一户人家的门口唠嗑。初来深圳的她对一切都感到新鲜，也常把她在工作中的一些见闻告诉我。我注意到深圳老年保洁员群体，便是由于我的母亲，她是我的另一双眼睛，帮我看到了这个城市里一些被遮蔽的现实。
租房太贵了，刘师傅告诉母亲，他在深圳一直”借”地方住，之前自己没有带床的时候，他曾经偷偷在一家餐馆的沙发上住过几晚。后来被发现了，管事的说，再”住”的话就罚他1000块。害怕被罚钱，刘师傅就买了便携床，搬”家”进了男厕所。母亲认识他的时候，刘师傅已经在这家商场做抛光半年了。
时间久了，母亲摸清了工作的门道，流程也熟练了，便开始跟周围的人打交道。虽然她的普通话不好，但她一点也不害怕交流。几乎所有的保洁员都是从农村来的，大部分都是女性，都五六十岁，普通话都不怎么好。她先观察谁比较和气，好打交道，便主动趁着空隙上前说出第一句话：嫂子，你是哪里人？
刘师傅不到四十岁，是个东北人，总是乐呵呵的。 他有一儿一女，都在东北，老婆留在老家带孩子，几乎是他一个人养着全家。除了母亲所在的这家商场，他还兼了附近另外一个商场的地板抛光工作，每天上午八九点这边的商场验收完，他收拾好自己的工具，在附近小区楼下买一根玉米、一个包子做早餐，吃完马上就赶往下一处，晚上再赶过来，两点一线。时间就是金钱，他充分利用每一分钟。
虽然工作中净是条条框框，需要不断擦拭沾染污渍的栏杆，捡拾被顾客丢掉的垃圾，但这依然是母亲做过的最轻松的工作，不需要付出沉重体力，她表现出在农村生活时那柔韧的乐观。在来深圳以前，那些在建筑工地上做小工，在矿山上帮工人做大锅饭、开小卖部，在新建成的楼房里刷漆，在国营农场里养鸭的日子，她一天都不愿意再去重复。
好在，付出也是有回报的。虽然没有社保等其他保障，但每个月他也还是能拿到万把块，维持一个家的运转是可行的。在老家打工无法实现这个看起来简单的目标，因为疫情，东北的工作很难找。
母亲常开玩笑说，要是年轻的时候能在深圳买块地，她的子女们就不用如此辛苦了。我亲爱的母亲，她的想法是如此天真又实际。就像我在深圳遇到的很多人，他们回忆起关于人生的重大选择，都会带着一种哀伤又调侃的情绪提到：如果那时候，我把我的钱都用来在深圳买房就好了。可是人生哪有那么多如果呢？母亲也只能认命。
一个简单的背包，里面装着他工作用的抛光剂等工具，一张便携床，一个水壶，就是刘师傅落脚这座城市的证据。
母亲也就再没提过想去捡纸皮卖钱的话，尽管她还是很羡慕小区附近那对专门捡纸皮的夫妻——他们有自己的三轮车，有库房，一个月可以赚几万，给儿子们在老家的市区买了房。我说，妈妈呀，你忘了他们比你早来深圳很多年，比你有更多的”关系”。母亲认识的人多了，就逐渐发现，原来在她年轻的时候，深圳是一座希望之城，是一座只要来了就有可能发财的城市。如果那时候有人能带她来深圳打工，而不是去工地，去矿山，去农场，她的命运或许会不一样吧。现在是她的女儿带着她在这里，虽然心里还想着努力赚钱，但身体已经跟不上了。
与以往不同，2020年是一个意外之年。很多人不是主动来做保洁，而是被动卷入进来，把保洁工作当作人生的一个过渡期。
后来，一位四川阿姨把捡来的纸皮藏到装消防栓的盒子里，藏到洗手台的挡板后面，楼梯道的铁门后面，都被管理处督管一一发现。阿姨不仅在大群里被通报开除，还被罚了500块。
这一年，商场保洁里的临时工尤其多。很多暂时找不到工作的人把保洁作为一个新路子。一个来自湖南的男人，家里的养鸡场倒闭了，他想着先来做几个月，形势好点了再把养鸡场重新开起来，但没想到一做就做了半年，到母亲离职时他还在，一位负责清洁商场外围地板的保洁员，之前在香港开货车，封关后他在深圳回不去了，只好一直在商场做日结临时工，220元一天。后来商场不招日结工了，他无法接受长期工的低工资，就离开了。母亲再也没见过他，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回到香港。
禁止保洁员捡纸皮，意味着全深圳都在倡导的垃圾分类第一步在超级商场这样的地方是失效的。保洁们评判一件东西是否能成为垃圾的标准是能否卖钱，而不是脏不脏。按理说，像我母亲一样的保洁员是最懂深圳垃圾市场行情的人，能敏锐察觉废纸壳、废铁、玻璃、塑料的价格涨跌。然而，因为保洁公司严厉的惩罚制度，保洁员们在收垃圾的时候，都是一股脑装进黑色大垃圾袋，从货梯运到停车场的垃圾中转站。
这就意味着，保洁员这份工作的稳定性很差。
下午的时间太漫长，有一些保洁员会趁监管不注意，利用这些时间捡垃圾来卖，主要是捡纸盒，以获得一些额外收入。但这也有风险，被管理处发现了会被开除。母亲心里痒痒，但她无法行动，因为她的腿不能支撑她到处奔走。每当谈起这些，她总是恨自己没用，恨自己为什么老了老了腿不中用了。我告诉她，你能坚持把这份工作做下来已经很不错，人不是总要跟人比，挣跟别人一样多的钱。
入职的时候，母亲的合同里写，一个月有四天休息时间。但现实中，她总是休不到假，经理总是以各种理由拒绝。比如，你看别人都没休息，你再多做一天，明天给你假……，性格不够强硬的话，在这个群体里面会吃亏，最脏最累的活儿会被分配给最不会表达自己诉求的人，他们更不会利用相关法律手段维护权益。
对母亲来说，她还需要慢慢适应深圳人与人之间的复杂性。人是不能以纯粹的好坏来区分的。
在没有制度保护、工资低、住宿条件极差、纪律严苛、没有假期的情况下，大部分保洁员都受不了，干几个月就会离开。当然，离开的大多是比母亲年轻的。
有好几次，她都被监管的年轻女孩抓到她坐在洗手间供顾客等人的长凳上休息。她跟女孩解释，自己腿不太舒服，很幸运地获得了谅解。后来，当再发现母亲在洗手间的凳子上或马桶盖上歇息时，女孩大多只是温和地提醒她休息时间不要太长，或者假装没看到。她对此很感激，有时候我会在商场里偶遇那个总是对母亲”视而不见”的女孩，母亲会认出她，要求我跟她说”谢谢”。
母亲的目标是做到年底，过年前十天再离职。无论条件多差，比起她之前干的活儿都不算什么。她跟我说，只要不是被开除，她是不会辞职的。
但她也常遇到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