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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人员流动性大，商场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如果在岗的保洁员能介绍一位新保洁员入职，并且能干满两个月，就会有100元的奖励。可即使如此，依旧招不来长期工。
在一次检查中，母亲被一个女孩当面指责地板上的黑色污渍没有擦干净。她当场就哭了，说着对方听不懂的方言，大概意思是，那块污渍根本就擦不掉，她要让女孩自己来试试。检查的女孩听不懂，有些悻悻然，没再投诉，以后也很少再去母亲打扫的区域检查。后来母亲听到女孩们在背后议论说，山里来的人很难缠，耍赖打滚，她又独自生了一场闷气。
商场的经理也经常换，母亲才入职没几天，招她的经理就辞职了。
保洁员们很讨厌这些年轻人，说他们没有同理心。
年底时，母亲所在班组换了班长。新班长是比母亲早入职几个月、从四川来的小棉阿姨。小棉要上16个小时班，主要负责的是女洗手间。母亲和她经常见面聊天。小棉阿姨很漂亮，扎着长长的马尾，大大的眼睛，白白的皮肤，做事认真，积极响应需求。有一天下班后，小棉阿姨坐在管理处的凳子上流泪。她从来没有在一天中走过那么多路，脚上起了核桃一样大的水泡，破皮了，透明的表皮和红色的血肉黏连，很痛。经理跟她说，你休息两天，要坚持。也因为做事认真，人又利落热情，快年底时，小棉被提拔为班长，升了职。她的工作转为监督其他保洁员，发现做得不到位的地方及时纠正，有时候也要亲自上手。小棉有两个儿子，都在成都。她一个人在深圳打工，春节不打算回家。来深圳前，小棉的工作经历跟母亲很像-—在建筑工地上做小工，搭钢管架，刷墙。深圳没有让她感受到特别的差异：“反正都是干活。”她的下班时间比上连班的保洁员更晚，晚上11点半，她还需要开一个总结会，给甲方总结一天的工作。
负责给这家商场做保洁的是一家环境类外包公司，专门承接各个商场、写字楼、小区、政府单位的保洁绿化工作。他们是乙方，商场是甲方。商场的管理处有一支专门监督保洁员的队伍，大多是年轻男女。他们的工作任务是在需要清洁的区域巡逻，及时发现保洁员没打扫干净的地方——有时候是纸团，有时候是口罩，有时候是饮料杯，有时候是树叶，有时候是泼洒在地板的污渍，五花八门。他们会把这些遗弃在地板上的垃圾拍照发到微信群里。每次”垃圾”被监督人员在有领导的大群里公开发出时，母亲的经理就会如临大敌，毕竟是让甲方不满意了，她会立马通知相应责任区域的保洁员去打扫，严重一点则会罚款。这就跟我自己若在公司犯了错，老板也会立马让我把错误弥补回来一样。权力都是分层传递的，我们都在这个系统里。
保洁员的队伍里没有年轻人，并且永远缺人，最终只有来自农村且年龄偏大的人会留下来做长期工。整个下半年，这家商场的保洁员人手都不够。一开始，管理处还会从外面找临时工，有一些是从”三和”来。一个临时工一天220元，需要付给劳务中介20元中介费。这招致了全日制保洁员的不满，要求涨工资。后来，商场效益看起来也不怎么好了，管理处就干脆不再找临时工，全日制保洁的活儿变得越来越多，一个人要顶几个岗位。
按照保洁公司对保洁员的规定，保洁员在工作的8小时内，不能停下来休息，商场公共区域里也没有可以坐下来休息的凳子。母亲只能趁监管不在的时候，溜去女洗手间进门处的长凳上歇几分钟。
外包用工的模式几乎可以应用到深圳的每一个大型商场，每一个”美丽”的公园，每一栋高档的写字楼。 深圳几乎所有的保洁和绿化工作，都是由一群五十至六十岁左右的老年人承担起的，他们来自广西、湖南、四川、江西、河南、陕西……如果有心留意，会发现，他们是如此庞大、如此卑微又被忽视的一个群体。他们大部分是农民——绝大部分是像我母亲这样的，在维持一座超级城市的”干净工大卫·格雷伯在《毫无意义的工作》一书中说，社会中似乎普遍存在这样的情况，一个人的工作越是明显地对他人有益，他得到的酬劳就越低。我当即想到了我的母亲正在做的工作，想到了保洁员群体。想象一下，如果深圳没有人来打扫卫生，处理那些遗弃的垃圾，会怎样？往更细处想，你所在公司的厕所，连着两天没有人来打扫，你如何忍受？
每隔一个小时，母亲都要去电梯间的签到表上签到。母亲自从十岁离开校园后，再没拿起笔写过字。签到表里，她的名字写得歪歪扭扭。“春香”这两个字共十八笔，母亲要写上三十秒，一笔一画凑起来，超出了边框。
我问母亲，第一天去商场上班的时候，你害怕吗？ 你担心你干不了吗？
吃完饭之后，她所有工作内容便是拿着清洁包在负一层来回转悠。遇上有污渍的地方，用毛巾擦干净，一圈又一圈。到下午3点下班前，这5个小时的工作显得很无聊，也是异常难熬的时光。长时间来回走动对母亲来说不仅无趣，也会影响她的腿。但是在当初入职的时候，为了得到这份工作，她向经理隐瞒了自己腿部曾患滑膜炎的事。她也不能随意跟商场里的其他人说话，被经理看到了会被批评不务正业，某种程度上，这压抑了她爱表达的天分——她必须时刻在场，况且，商场里到处是监控。
“没有，第一天去试就感觉能干，但还是很烦总是被人催，老是让我们赶快些、赶快些！”
擦栏杆是所有流程里最简单的活儿，被母亲放在了最后，这是她做事的逻辑，把最难的先做完。10点半，有半个小时休息时间，一些没来得及吃早饭的保洁员，便会抓紧时间吃点东西。这同时也是午餐时间，上白班的保洁员是没有中午休息时间的，唯一的吃饭时间便是这半小时。为了方便，母亲头天晚上就会准备好自己的饭食，放在帆布包里，到吃饭时间拿出来在微波炉里热好。十几个保洁员只有一个微波炉，谁先热到饭要靠抢。
在商场，母亲经常碰到有人来问路。
她最集中工作的时间在上午10点以前。10点，是商场开门的时间，她和她的同事们必须确保给顾客呈现一个干净得发光的商场。经理对保洁员的要求更严格，不能在眼见的范围内有一丝污渍。母亲先花一个多小时拖地板，然后用半小时擦电梯，给电梯消毒。这中间，她去地下车库的水龙头下洗两次拖把。
“问我椰子鸡在哪里，一开始我不知道：还有问我’四个椰子一只鸡’在哪里，我说我不晓得：还有人问我’金爸爸’在哪里，我说’金爸爸’我知道：又问电影院在哪里，我说电影院我知道：又问厕所在哪里，我说厕所我晓得。”她知道的，她就一一指给问路的人。
她每天早上6点半起床，收拾完下楼，出小区，走一段马路，过红绿灯，扫码，跟保安打招呼，坐货梯，到达商场负一层管理处，这时大概6点50分。录入指纹打完卡，经理会给他们开一个简单的早会，分配一天的活儿。然后她就要立即开始工作了。
椰子鸡餐馆不是母亲负责的区域，但是，她被问最多的就是”椰子鸡在哪里？二 她很纳闷，有一天终于搞清了椰子鸡餐馆的位置。后来，母亲终于知道了，椰子鸡原来是深圳的”特色菜”。后来，商场内新开了一家牛蛙火锅店，椰子鸡店的人流量就屈居第二了。
打扫卫生间被母亲认为是商场里最适合她的岗位，因为不用过多走动且面积不大。但这个岗位需要连上16个小时，况且早有别的阿姨在岗，不会轻易退让。虽然知道自己的岗位任务艰巨，母亲还是决定先干起来。
疫情缓解的时候，每到周末，商场负一楼的广场，中间一小片地方经常会被围起来搞活动。有时候是音乐会，有时候是儿童歌唱比赛。还有一次，商场不只从哪里弄来了很多动物，圈成一个商场动物园，有名贵猫、梅花鹿、小山羊、宠物猪、羊驼，还有孔雀。动物们昏昏欲睡，任人围观。母亲去瞄了一眼价格，一只猫要3000多。她跟我开玩笑说，把你家吉祥（我养的橘猫） 也拿来展览看看，说不定能卖一个好价钱。
不能停下来，每一个毛孔都要被”劳作”填满，这也是管理处采取两班制的缘由，早7点至下午3点，或下午3点至晚上11点。有的保洁员会选择连上两班，一天工作16个小时。母亲选的是白班，她到下午3点就可以下班了。
商场里的盆栽有专门的人养护，一对湖南夫妻每隔半个月就会来换一次那些作为景观存在的绿植。让母亲尤其惊讶的是商场顶层的透明玻璃设计，玻璃上流动着晶莹的水波，还有永远是绿色的大叶植物。母亲在负一楼拖地拖累了的时候，常常抬头仰望头顶的”热带雨林”。
就保洁员的微妙心理来说，他们希望商场里人越少越好。这样的话，就不会有那么多脚印、手印要去擦拭，也不会有那么多奶茶杯、脏纸巾、头发、广告纸、口罩需要捡拾。然而，对商场来说，顾客是上帝，只要不是发生特殊情况，它就敞开大门，从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保洁员们需要保证，每一个顾客走进商场看到的一切都是干净的，这是引发消费的前提。她们几乎
母亲在商场里第一次见到了外国人，白皮肤的，黑皮肤的。当遇上外国家庭，尤其是带着孩子的外国人时，她更是无法停止注视。一对有着金色卷发、雪白皮肤的混血双胞胎，是她见过的最漂亮的孩子了。她很好奇：“他和一个中国女孩在一起，生的孩子怎么还是外国相呢？”
对母亲来说，“保洁”两个字是动态的，意味着一连串动作及一系列流程。
12月，超级商场进入节日时间。
五十二岁的母亲，也像当初的我一样，试图在这座城市找到属于她的海域。
先是圣诞节。11月，工作人员就开始造景。栏杆和扶手上被绑上了亮晶晶的星星、红色的圆球、绿色的塑料柏树叶子。工人们在餐馆聚集的负一楼中庭搭建起了两米高的圣诞树，上面是星星闪闪的装饰。餐馆的服务员们也戴起了红色的圣诞帽热情招揽顾客。母亲从来没见过圣诞树，不知道圣诞老人从哪里来，她无心享受欢快的背景音乐Jingle Bells。有人在观摩圣诞树的美丽，有人在圣诞树下捡拾垃圾。母亲还从未见过如此热闹又花花绿绿的景观：“花了很大代价造给人看。”
我跟所有没有背景的大学毕业生一样，像一叶孤舟被扔进社会这片大海。
圣诞节之后，便是元旦了。关于圣诞的一切人造景观被一一拆除，用拖车运走。紧接着制造新的景观。这次，中庭摆上的是”招财进宝”“财源广进”，还有红色财神爷人形玩偶。玩偶们立于两棵繁花锦簇的塑料桃树下，手上捧着金黄色的大元宝，身边也堆着大元宝。财神爷的前方立起了两面红色的战鼓，经过的消费者都可以拿鼓槌敲一下。
“香港”这两个字让母亲想起1997年，想起她带着孩子们去村里的王医生家看”香港回归特别节目”。那天，一村的人只看到了升国旗，电视机屏幕就变成了一片纷纷扬扬的雪花。十七年后，我来深圳工作，有一天无心上班，便在下午跟老板请了假，从白石洲坐公交车去深圳湾口岸。我坐在木棉树下看海，看着对面的高楼，像是完成一种”终于抵达远方”的仪式。那时候，我对将要在深圳这座超级城市如何展开生活没有规划。
商场还邀请了演员来表演节目，活跃气氛。越多的人，意味着越多的垃圾，越多的污染。为了不被投诉，忙不过来的时候，经理和班长都来边上守着，给母亲帮忙。
母亲对远方最迫近的想象就是深圳湾对面的香港，这还是她来深圳后觉得可能抵达的远方。来深圳之前，她从未想过可以来深圳：来深圳后，站在与香港一水之隔的深圳湾，看着对岸天水围的灯火，母亲说：“他们不知道过的是什么生活？跟深圳差别大不大？”
尽管进出需要严严实实戴好口罩，人们还是涌向为节日举行仪式的商场。人们在期待，被疫情侵袭之后，能迎来一个好年头。2021是牛年，超级商场打出的标语是：“2021牛气冲天！”
保洁这份职业的工作职责就是它的字面意思：保持环境清洁。如果要追溯这个名词的来源，它其实源自英文”House Keeping”，简称”HK”，“HK”也是香港的简称。
商场是消费主义的产物，是景观社会的极致呈现。
母亲负责的保洁区域是商场负一楼电梯、地板及扶梯。这是整个商场最难打扫的地方。这一层聚集了众多餐饮类店铺，还连着地下铁的出入口，每到上下班和吃饭时间，人流量巨大。
它以便利、干净和香喷喷的氛围，营造幸福的气泡。每一个走进商场的人，都会被门口穿白色套装的保安欢迎。总有几个住在周边的老太太，也可能是保姆，在商场带孩子，一待就是一整天，吃饭、购物。母亲感叹，还是有钱人的生活舒服。
繁华商场，几乎没有人会关注这些五六十岁的清洁人员是怎样在这个超级城市生活的。也没有人会在乎我的母亲，这个从陕西农村来的五十二岁阿姨，为什么会在这里做保洁？她是谁的母亲？她为什么而来？
我总在想，是谁在为消费者创造这幸福的镜像呢？
母亲工作的商场在香蜜湖，豪宅聚集的地方。这个商场附近是每平米售价超过10万的公寓楼，市值万亿、最赚钱的银行，需要面试家长才能进的国际幼儿园，以及靠高分和学区位置才能被录取的中学。在人来人往的
是像我母亲一样的保洁员，还有理货员、店员、服务员、保安……而我们作为消费者十分轻松就得到了这一切。在母亲未在这家商场做保洁之前，我也无数次出入这里，吃过椰子鸡，买过生活用品，买过花，看过电影……如今，正是因为母亲的眼睛，我才真正看到了干净背后的付出是什么。
深圳是一个狭长的多中心城市，从不缺购物的地方。我们租住的房子在福田区中心区，以我的日常经验观察，每隔两公里便会有一座购物商场。在这里生活的人，几乎都会把”搞钱”作为待在这儿的重要目标之一。年轻人如是，年老者亦如是。
我们租住的房子是小小的两室一厅，一个月的房租加水电费6000多块。母亲给老家亲戚打电话，尤其我在她旁边的时候，总是很大声地跟亲戚表达她很幸运，要不是女儿在这里，她都没有机会来看这座城市，来做这份”轻松”的工作。虽然这些对话里有些讨好的意味，但我还是为母亲高兴。
没有准确的统计数据显示，深圳有多少座面积超过5万平米，需要一支保洁队伍来做卫生清洁、维持光鲜的大型商场。
腊月二十三，北方小年的前一天，母亲辞去了超级商场的保洁工作，休养身体。她很开心，达成了自己的挣钱目标。每次工资到账的那一天，她都要让我查查数目有没有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