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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生活呀！”
我们一家人第一次在异乡团圆。
2020年10月10日清晨，母亲着一身标准的保洁员装扮，穿过熙攘的人群，迎着深圳熹微的晨光走进深南大道旁的超级商场，正式开启了她在深圳的保洁工作。
老家的亲戚们打来电话，询问母亲在深圳的工作情况。母亲没有告诉他们自己是在深圳做保洁。她每次都顾左右而言他地含糊其辞：“做做歇歇，不是天天都做工，挣得不多。”
她的工衣是白色的立领外套、黑色的直筒裤，盘发的发卡是古典的深蓝色蝴蝶结，她在县城大润发超市买的薄底黑色玛丽珍方口鞋果然派上了用场。编号为”6165”的不锈钢制、长条形名牌，必须正正地戴在右胸口上衣的第二粒扣子上方。
<section id="猫都知道疼崽子">
“猫都知道疼崽子”
她拥有了一套工衣，一个名牌，一个盘住头发的发卡，办到了招行卡。人生中第一次，母亲拥有了自己的职业名称：保洁员。虽然只是一名保洁员，她还是很开心终于找到了工作，满心期待着拿到工资的那一天——那将是第一次，她的工资以准时到账的方式打进银行卡里。此前她每一次拿到的工钱，都是现金。
我需要上班到腊月二十八才能休假陪母亲。
紧接着，经理叫来一个保洁阿姨，说让她带带我母亲，看看活儿应该怎么干，算是”培训”。母亲带着清洁工具跟着她的”老师”走了，虽然她只会说方言，但很快掌握了工作流程。不到一个小时，母亲就算是入职了这家深圳福田区的高端商场，成为一名保洁员。
闲暇让母亲感到无聊，她终于开始认真审视这个由我们租来的月租6000元的房子，按照她在农村时的习俗，要在春节前洒扫庭院，迎接新年。
她选择了8小时工作制，每月2500元，早7点至下午3点。这符合她最初的预期。
我们的”家”在一片豪宅楼栋包围之中的一处破旧小区里。这个小区九十年代末期由香港开发商承建，原业主大部分都去住更大的房子或移居国外了。住在这个小区的人在年龄上形成了两极分化。一部分是租客，来自周边写字楼，我的邻居便是一位做英语培训的年轻人：一部分是早年买房的老土著，住在这里，图一个方便、熟悉。
当时，深圳市的最新最低工资标准是：全日制劳动者最低工资标准为2200元/月，非全日制劳动者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为20.3元/小时。
我们之所以租住在这里，主要是因为离上班的地方近，房东是认识的朋友。我们再也受不了深圳地铁1号线早高峰的拥堵，也不想再跟中介拉扯。更重要的是，在我毕业后的六年里，从城中村到合租房到大通间，现在，我迫切需要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一个家门口有公园、去哪里都方便的住处。
合同上写，全日制员工一个月可以休息4天，每天工作8小时，一个月2500元；每天工作16个小时，5000元。4天休息日不休的话，8小时制，加班费80元一天；16小时制，加班费160元一天。母亲在大半辈子的打工生涯中，不知道五险一金为何物，这次同样没有。
父母来了，房子里原本计划用作我的书房的房间，便归他们使用。“家”从户型图上看是方正的正方形，实用面积36平方米，分成客厅、两间卧室、厨房、洗手间和阳台。当父母第一次跟着我踏进家门，把他们带来的行李放在客厅的地板上时，客厅顿时就满了。我租来的”家”，像一个肚子塞得满满当当、幼崽挤得即将掉在地上、咬牙切齿的袋鼠。我看到母亲脸上的喜悦很快消失了，飘过淡淡的愁云。但她已经来了。很久之后，当她评价深圳”家”的”小”时，都会拿县城房子的”大”来对比：客厅都比你这整个房子大。深圳房子很小，却需要那么多钱。“我两个月的工资都不够女儿付房租。”同时她又想到，自己住的这个小房子市场价值700万，是房东冲着旁边高级中学的学区位置买来的。
管理处设在商场的负一层，屋顶是各种管道通风设备，我找到里面最大的管事人，王经理。她看了看母亲，问母亲都干过什么活儿，母亲用方言一一答复，我又重新翻译成普通话给经理。母亲的话汇集起来只有一个意思：能吃苦。经理拿来一张表格，我在那张简易的办公桌上，帮母亲录入基本信息，签完一份简单的合同，带她录入指纹。
2020年初，深圳的房子又经历了一波涨价潮。也许是因为隔离与辗转，人们忽然意识到，有一个自己的房子很重要，那似乎能带来一些安全感。
我带着母亲去管理处找经理。
父母的房间除了一张床、一个衣柜，其余的地方都堆满了书。母亲把她的东西塞进靠墙的衣柜，由压胶板拼合而成的衣柜”蹴牙咧嘴”的，经常有T恤、袜子从坏掉一只把手的门缝里跳出来，表示抗议。实在塞不下的便放在床头，放在书柜上。因为床上堆了太多东西，她睡觉时很少能伸直腿。客厅没有餐桌，只有三只并排的与电视柜高度平行的方形茶几，我们吃饭、喝茶都在这里，也方便移动。厨房和厕所都只能容下一个人。阳台属于猫和植物。到处都是满的，我们夫妻和父母四个人同时在家时，就会交通拥堵，时常要为猫让道。
找到这份工作的流程十分简单。我们去了楼下的商场、写字楼、小区，去问那些正在工作的保洁员和清洁工，那些跟她差不多年纪的叔叔阿姨，他们是怎么找到工作的。在一连串的否定及拒绝之后，在一家高端商场的门前，一位身穿灰白色工作服的大叔告诉我们，这家商场正缺保洁。他给了我们管理保洁员的经理的电话，顺便问了母亲的年纪，跟我们说，应该能应聘上，现在很缺人。
我想母亲一定是感受到了自己到来后的不方便，也感受到了我的不方便。她的上班时间比我们更早，怕每天喊她起床的闹钟吵醒我们，她便从不拉上窗帘睡觉，靠天光判断时间。同样怕吵醒我们，她起床后几乎不开灯，摸黑穿衣服。有好几次，她把打底的短袖穿反了，下班回家时才发现。晚上，我们都在家里时，她总是待在自己的房间，我喊她出来时她才出来。更多时候，她会上顶楼的天台，在那里给老家的亲戚打视频电话，跟人聊天，坐着发呆。她洗完澡会把用过的毛巾收到自己房间：洗发水用得很少；洗干净的衣服放在晾衣架的边角：我们买的菜她吃得很少……一切都给人一种她不是在跟我们过生活，而是在”寄人篱下”。
最终，她的保洁工作，来得比我们想象中容易。
有一段时间，母亲爱上了在天台上数飞机。她从来没坐过飞机，却在深圳看到了最多的飞机。她坐在天台的水泥墩上，一架架飞机从海边起飞，飞过头顶时，她就在心里记下来，再起飞一架，便在原来的数字上加一。有一天傍晚，她数了36架飞机才下楼。“一会儿冒一架，一会儿冒一架。深圳真好。在农村一连几个月都看不到一架飞机，记得第一次有飞机飞过村里，全生产队的人都出来看。”她想起小时候跟外婆一起看飞机的瞬间，每次出门追飞机，外婆总是带着她和她的兄弟姐妹唱一句童谣：“飞机飞机你停停，个个喜庆上北京。”母亲对于我可以坐飞机出差去全国各地感到羡慕。“你把妈妈也带上。”她在我打包好行李出发前跟我开玩笑。
倒是有不少电话打来，但要么地址偏远，要么需要上16小时连班。一系列沟通过后，我们决定去线下看看。
春节前的那几天，母亲把在超级商场学到的保洁技巧用在了这个小房子里。她清理了每一间屋子，厨房和客厅的连接处铺上了地毯，再也不是湿淋淋、黏糊糊的了。茶几上摆满的杯子、零食也被小心地收纳进塑料筐。阳台上的植物也变得疏朗有致。
经过一个国庆假期的整顿与休息，考虑到希望母亲可以每日回家，所以她的工作就从我们住处1公里范围内找起，而她能选择的工作种类十分有限。我在求职网上给母亲投了简历。先排除了住家保姆；钟点工、家政工需要灵活使用智能手机，也暂时放弃；去服务行业，她不能太长时间站立或坐，放弃。最后家人一起商议，从能够按时上下班的保洁找起，等她慢慢适应了深圳生活，再从长计划。
我们怀着一团乱麻终于被理出头绪的心情，在深圳等待2021年新年。
来深圳的头一周，她第一次坐了地铁，第一次坐了双层巴士，第一次看到了大海，触摸了海水，并尝了尝它的味道。海边像电线杆一样笔直的风景椰让母亲惊奇。她也第一次看到了深圳湾对面的香港。母亲第一次观看到了我在深圳并不如她想象中那么轻松的生活，体验到了深圳的高物价。她跟老家的亲人们在视频里开心地分享自己的新见闻，但同时也不忘告诉他们，自己最担心的是能否在这里找到工作，实现再多赚一点养老钱的目标。视频结尾，她也不忘跟老姐妹们说，如果没找到工作，过几天就回县城啦。她说：“深圳人很忙，都在忙钱，路上那些骑车送外卖的年轻人，冲天冲地的。”
在此之前，我的每一个春节都是从异地返乡，跟弟弟一起与父母在商南县城完成一次双向奔赴。更早的年月里，我们一家是在县城会合，再搭一天一趟的班车回到老屋所在的乡村过年。
我在心里说，我们要一起成长。那时，我还无法预想到，母亲会跟我一起经历疫情三年，我们会一起经历那么多事。
眼睛所及之处是绵延不绝的山，水泥公路在山上蜿蜒盘旋。车从秦岭的心脏里穿过，清新的寒风吹过脸颊，空气里有树木花草干枯的味道。
她不认识多少字，不会普通话，不会骑车，智能手机用得也不是很顺溜，尤其是导航不熟练。在深圳头几天，她很慌张，总是紧跟着我，去到每一个地方她都生怕丢了，让我告诉她怎么辨别方向，但还是害怕。她以一种笨拙的姿势开始学习怎么与深圳这座巨型城市相处，我也在十几年后，再一次尝试与她在同一个屋檐下长期生活。
开班车的夫妇搭伴开车十几年了，司机的老婆从漂亮的年轻姑娘，变成了有两个孩子、身材臃肿的母亲。 她见证了我们这些孩子从这条路上走出去。
我正月离开家后，已经有七个月没有见到她，她的腿看起来还没完全好。对于能否找到一份工作，母亲显得信心不足。
春节是夫妻俩最忙的时候，司机的老婆总能凭着你的外貌，认出你是哪家的女儿或儿子，时间在她这里是没有作用的。就像这里的山一样，无论你从它身上开多大的口子，总能凭着它的形状、气味，找到年少时留下的东西。
“你妈什么都要往里装。”父亲说。包里还有亲人们送给他们、在路上没吃完的零食，苹果，爽歪歪饮料，达利园面包，营养快线……她还懊悔忘带了一些东西：在韩城煤矿上打工时摘好晒干的花椒，一罐她亲手做的用来拌凉菜的酱料。
随着年月往后延，村庄变得越来越寂寞。老人们被儿女接到城市的高楼里，有些老人无论儿女如何软磨硬泡就是不肯到城里住，儿女就只好开着车把一家人载回村。团圆，仍旧是春节最重要的主题。
母亲穿着长袖长裤，见到我第一句话是，这里真热啊。她和父亲带了很多行李，两个人都肩背手拎的。母亲包里的东西，大部分都是那片花20块钱租种了七个月的土地上的收成，一小包一小包晒干的成品——干木耳、干芥菜、干南瓜丝、干辣椒、干玉米。她还带了从老屋门前树上打下来的白花花的核桃，小姨给的传统制法辣椒酱，两双在县城大润发买的、有点像玛丽珍样式的软底方口鞋——她计划找工作的时候穿。
2016年之前，我们在县城还没有自己的房子。每年春节，我们一家人都要在父亲年轻时盖起来的白墙灰瓦的房子里团聚。我在那里度过了26个春节。
我在深圳火车东站接到了他们。
搬到县城后，春节回老屋就变成了仪式性动作，虽然不会再在那里过夜，但对联是要贴的，祖宗也是要拜的，爷爷奶奶坟头的灯是要点亮的。
我买了2020年9月26日上午从县城出发直达深圳的卧铺票。一夜之后，第二天下午，经过不断的电话、微信语音联络，她和父亲终于找到了指定位置。
我记忆中的春节总是伴随着母亲对父亲口头上的埋怨，她总是因为家中有太多活儿要干而父亲又显得太过木讷，生出嫌弃情绪。虽然平日他们也因为彼此干活多寡而争吵，但这种情绪在春节时会达到顶峰。父亲作为一个再”典型”不过的北方男人，家务事对他来说简直是酷刑。每到春节一片混乱的时候，父亲总是不知所措，母亲形容他是提线的木偶，牵哪儿动哪儿。最终的结果就是，活儿都让母亲一个人干了，父亲落了个清闲。
在来深圳之前，她去得最远的地方是河南洛阳。 2014年，她在一个当地老板的介绍下，到一家钢矿上”滚球子”，按车计算，一推车1块4毛钱，她每个月挣2000多块。2月去，4月就返乡了，活儿实在太重，她干不了。
春节前后，整个家都是母亲的主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