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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她第一次坐长途火车，第一次经历如此远距离的行程。
年轻时，父母在乡村务农，年是从腊月初八就开始的。这大半个月里，母亲要找”杀猪佬”杀掉喂了一年的大肥猪。她喂出来的猪总是最肥最壮，每次男人们去猪圈逮猪之前，她都躲在家里，不忍心看这一系列惨状。煮出来的第一碗年猪肉要摆出来敬奉天地和祖先，同时感恩猪的付出。年猪杀完后便是腌制。外公在世的时候，母亲会把猪肚子、猪腰子挑出来，再加上一块瘦肉，随着大年二十九的那一背篓年货送过去。因为外公经常腰痛，在村里人看来，吃动物的某个部位，就能治疗人身上相应部位的疼痛，所以无论每年送给外公的年货怎么变化，猪腰子是必须要送的。
9月的这次启程，她实在是花了太久的时间做心理建设。好在她终于决定要来了，趁着国庆我们都放假。
最重要的猪肉准备好，接下来便是磨豆腐，这项工作她也要承担大头。用当年收获的新鲜黄豆，放在清水里泡一夜，泡到发胀，然后用机器磨成糊状，更早是用石磨将泡发的黄豆研碎。然后在开水里煮沸，用酸汤水”点浆”，再把呈块状的豆腐花放置到方形的竹筐中，用布包裹，用石块把水分逐渐压出，便是豆腐了。 一整块大豆腐用菜刀划成十几、二十几个方块，天气寒冷，水桶就是天然的冰箱，一桶豆腐就够一家人吃一个春节。
母亲2020年上半年的工作还是延续她以往的打工经验，且更加零碎，每份工持续时间更短——做大锅饭、择茶叶、摘蘑菇……都是繁重的体力活。
母亲要花整整一天的时间才能完成所有流程。在这一天，全家人经常被她命令着，要喝一碗热豆浆，吃一碗豆腐花，最后豆腐做成的时候，还要蘸着辣椒酱吃一碗热豆腐，一天的午餐和晚饭就解决了。
8月，她又找到一个新活儿。县城附近的大棚蘑菇开始采摘了，收回家的蘑菇需要有人剪茎。雇主住在城郊，每天凌晨五点，母亲拉着父亲起床去往雇主家，在蘑菇堆里一待就是一整天。蘑菇多的时候，他们深夜才能回家，每天能赚百来块，零零碎碎，一季蘑菇采摘结束，两人挣了 1000多块。
那几天，一切都热气腾腾的。这种气氛与一直需要大火烧水有关系。记忆中，每到过年前总是要下雪，天气总是会很冷，而无论是杀年猪还是磨豆腐，都需要大量开水。父亲要提前几天就开始准备烧水用的木柴，把它们码在灶头，整整齐齐供母亲使用。
母亲一直坚持到茶叶季结束，她把每天挣的工钱记在小本本上，算起来有5000多块，但直到她离开县城，直至我写完这本书，这份工资也没拿到。按照老家惯例，工钱一般是春节前几天给，一连三个春节，母亲发去微信询问，得到的都是”抱歉”的回复。
厨房有两个灶，一个是平时煮饭用的双门灶，另一个是外公亲手搭起来的独门灶，上面有一口很大的锅，这个灶只有在春节需要大锅烧水的时节才会用起来，平时都被母亲拿来做了置物台和储物箱，木锅盖上和锅里总是堆满了厨具和食物。当两个灶同时烧起大火，水温不断升高并冒出热气时，一切都变得活泼起来。不断燃烧的树木在炉子里嚅嚅啪啪，树身不断化为橙红的木炭。我和弟弟在木炭下埋藏土豆和红薯，将它们烤出金黄的外壳。有时忘记了时间，土豆和红薯也就跟着一起变成炭了。
动太少，有时候就肿了，肿了就歇一天，又去。勤劳写在她的基因里，怕缺钱也写在了她的基因里。只要有机会挣钱，她一定会去试试。
如果那一年，刚好屋顶有雪，厚厚的积雪便会在厨房热气的蒸腾下融化，雪水顺着屋上的瓦片流下来，在地上形成泥泞.当一切劳作结束，炭火化为灰烬，泥泞结成冰土，便到了需要关起大门休息的时候。
这时候已经5月了，茶山上的茶叶开始收获，县城茶厂开始招女工去择茶叶。母亲敏锐捕捉到了这一信息，约着几个平常相熟的阿姨，每天准时去上工，在人工流水线上一待就是十几个小时，5块钱一个小时。这份工作倒是不用走很多路，但得长时间坐着。她的腿活
还有件重要的事是大扫除，一般会在腊月二十八这一天进行。父亲会在家附近的竹园挑一根最笔直的竹子，留住最头部的枝叶，便是一根长达十几米的扫把，可以够到屋顶最高处。它最重要的功能是扫掉结在房屋各个角落的蜘蛛网——这项任务交给父亲。母亲的主要工作是等父亲扫完蜘蛛网后做收纳整理，把一年中用得凌乱的七七八八再重新归置。仿佛整理完这一切，我们又在新一年获得了一个新家。
休息了一段时间后，她在家门口的超市找了一份理菜员的活儿，每天要整理上千斤蔬菜，指甲里经常全是泥。她一心想学会打秤，这是超市里最轻松的活儿。为此，她让父亲帮忙，把菜名和价格抄在纸上，在心里默记了几十种蔬菜和食物的价格。但她始终没能争取到这个活儿，另一位年轻的打秤员知道她在学习，便故意刁难她。母亲虽念书不多，但一辈子最恨别人看不起她，一气之下，辞了职。这份工作让她赚了2000多块。
腊月二十九这一天，是属于家庭的”炸菜日”，母亲要炸各种各样的面食，以供整个春节食用：麻花、红薯圆子、馓子、油馍……一天下来，全家人都觉得脸上油乎乎的，因为总要在母亲的热情邀约下，不断去厨房品尝这些东西炸得好不好。当然，答案肯定是以赞扬为主。
母亲先去了家附近的一家养猪场，准备干起大锅厨师的老本行。但是，她的腿立马就受不住。强撑了半个月，拿着500多块钱的工资离开那里，回家。
大年三十是母亲最忙的时候，虽然她早就计划好了晚上的”团圆饭”做哪些菜，但还是忙个不停，且看不上别人插手。早饭一般是北方敬财神的大花馍，父亲在中午十二点前贴完春联后，她便开始忙晚饭了。厨房是母亲的领地，我们只有打下手的份儿，经常是需要我们剥蒜，需要我们去地里扯葱……柴火被烧得红彤彤，冒着火苗，映照着每个人的脸。吃饭前依然要先敬奉天地，敬奉灶神和祖先，然后鸣鞭炮，最后才是一家人围在一起吃饭，一般是十个菜，意味着十全十美。有剩饭也没关系，意味着年年有余：吃米饭不能用水淘，不能喝汤。按照母亲的说法，这是老祖宗的规矩。破了这规矩，当事人每每在出远门的日子，就会碰上下雨的天气。在春晚还只是纯粹提供娱乐的那些年月，一家人会准时在八点前吃完”团圆饭”，等着春晚开场。
等可以自由出门的时候，她开始在县城找工作。但她处处碰壁。
晚上十点左右，父母的亲朋好友会打着手电筒领着小孩来家中串门，母亲为孩子们分发一小挂一小挂的鞭炮。孩子多的时候，家中的一面墙会成为”挤矮子”的游戏场地。游戏规则其实很简单，即一排人贴着墙站，然后用力往中间挤，被挤出来的人退出游戏，往往最矮小的那个总是最先被挤出来，这个游戏因此得名。吵吵闹闹到凌晨两三点，村里各家都要开始准备”出神”。
在流动不便的2020年春天，母亲也获得了难得的闲暇。她和父亲在县城郊区的山脚下花20块钱租了一块20平米的地，种粮食和蔬菜。没有钱挣的日子，母亲和姑姑一起在租用的田里，种玉米、种青菜、种花生。两人还约着一起上山摘茶叶、挖菩菜，一起下河洗衣，和亲人聚餐，走长长的路，聊长长的天。母亲离开县城的时候，地里的芝麻还没完全成熟。她把这片地托付给了姑姑。
“出神”是每家一年中最隆重的祭祀仪式，要把各种贡品摆上桌，抬到门外，大香炉里插满香烛，人们朝着太阳升起的东方跪拜、祈祷。内容大多是健健康康、平平安安这样的祝福语，我和弟弟也会跟着父母一起参与，直到太阳真正升起来，父母才会把桌子收回来。跪拜完后，父亲开始燃放大年三十夜就已经准备好的鞭炮，这些鞭炮缠在竹竿上，长达几米，要爆炸十几分钟，父亲在外面放鞭炮的时候，母亲带着我们躲在房间从窗户里朝外看。各家的鞭炮陆陆续续响起，一场场进行接力，父亲会朝着天空的各个方向晃动竹竿，算是呼应，响完后，往往是一地的红色炮纸。新年的太阳一晒，红色纸末便融进雪里，化进泥里。新的一年便开始了。
他们从老房子出发，走山路搭班车去县城，一路上还扯了不少野生的韭菜、野生的黄瓜和南瓜。离开的前一天，母亲在县城老家做了丰盛的午餐邀请亲人们相聚，生着病的姑姑也到场了。
更早的时候，在北方乡村，正月初一，村子和村子之间还会进行放鞭炮比赛。我们小时候，奶奶讲过一个故事：七八里外，有两个村子，一个叫阴坡，一个叫阳坡。有一年除夕（传说往往没有确切的时间点），两个村子的村长打赌，比正月初一早上谁的鞭炮响声时间更长。阴坡比阳坡富，当然买了足够多的鞭炮。阳坡穷，鞭炮少，但有一个聪明人想了一个办法，让全村人在鞭炮快放完的时候，集合在一起扬连枷。那时还没有打麦机，北方农村给小麦脱粒需要用到一种手工制作的草编工具，叫”连枷”，将收割回来的麦子铺在地板上，扬起连枷，捶打麦穗，地板就会发出像鞭炮一样的砰砰声。连枷仿佛炮引子，村人齐心协力一起引燃，“鞭炮声”不断，一直响到中午。阴坡村民感到纳闷，跨过冷水河，来到对面，才发现了其中缘由，虽心中有怒，但从结果上来说也是输了。
母亲把县城的家里里外外都清扫了一遍。她和父亲还回了一趟秦岭大山深处的老房子，采摘了门前树上的核桃，把留在粮仓里十年前的小麦铺在席子上晾晒，把种有中药材的田里的杂草拔了，把屋后长了三十多年笔直的杨树伐倒了，把房前屋后的杂草全砍了。留下一个清清爽爽的屋场。
据说，从此以后，阴坡的家族就逐渐败落，阳坡渐渐发达。多少年过去了，这两个村子至今还有人生活，名字也没变，上世纪九十年代，我的小姨就嫁到了阳坡。
夏天就开始提议的事情，到秋天快结束她才做好准备。
正月初一清晨，我们还在熟睡，父母便起床准备饺子。在农村的时候，我和弟弟几乎每一次都会错过父母包饺子的场景，等我们起床后，面前已经是一盘盘待下锅的饺子了。母亲会在饺子里包硬币，有时候是六个，有时候是八个，吃到硬币的人意味着新的一年会有财运眷顾。
“妈妈，你怕什么？以前外出打工的时候，你的口头禅可是’我怕个屁！ ’”这一次，母亲听了在她心中一直是”叛逆”女儿的话。
农村的年，真正意义上的结束是在正月十六。灯笼取下来，才意味着年过完了。整个正月，母亲不断接待亲戚，想着花样拿家中的好吃的招待亲人。她有九个兄弟姐妹，无论如何凑，都是一大桌人。母亲总是不让她的姐妹们插手，依旧一个人把控全场。后来，我才理解，很多时候，是其他人主动放弃了这些看起来又脏又累的活儿，而母亲不得不承担。
我那些住在县城的亲戚，我的舅舅们、舅娘们、大姨、小姨，听说母亲要来深圳找工作，也大多是阻拦态度。甚至父亲也有意无意对母亲透露出对她腿疾的担忧，不明确支持或反对。我一直鼓励她来，哪怕是来看看也好。从秦岭深如矿井的大山往出走，无论往哪个方向都是开阔之地。
母亲送起东西来也很大方，亲戚们走的时候，怀里兜里被塞得满满的，还专门给小孩子们包了红包。有时候，亲戚们推辞不收，母亲要追出门好远，互相推操，彼此说服，最终把红包送出去。她为此感到骄傲。亲人们也是这么对我们。她对亲戚们总是很热心肠，即使有时候被伤害。我在很多年后才明白，那些春节时在乡村家庭聚会中欢笑的亲戚们，在面对互相”借钱”的问题时，也会变得相当理性。结婚、买房这两样理由是最容易获得通过的，其余的”借钱”理由要经过重重考验。 我的母亲同样谨慎、有分寸地对待”借钱”事宜，这是我学不来的。在面对亲戚间一些让她不愉快的鸡毛蒜皮小事时，她总是隐藏自己内心翻旧账和责难的冲动。我想，我的亲戚们大概也是如此吧，所以才能保持几十年的互相扶持。
一开始，母亲是拒绝来深圳的，她担心给我带来负担和麻烦，担心找不到工作，毕竟她来深圳的话，最重要的目标是赚钱。她的担心不无道理。2017年，她的左膝被确诊为滑膜炎。经过一年多治疗，才慢慢康复，但走起路来还是有些僵硬。
在农村，每近年关时，母亲总是小心翼翼。她有些迷信，杀年猪之前她总祈祷一切顺顺利利，不要出现差错，比如猪半途没断气，又从案板上爬起来。“案板”其实就是厨房的一扇木门。乡村的木门是可以灵活取下来的。童年时，无数个放学回家后发现没有带钥匙、父母却不在家的日子，我和弟弟都是把木门取下来，自己去厨房烧火做饭，或者吃母亲留在锅里的饭。母亲磨豆腐之前也总祈祷不要失败，放鞭炮时祈祷一次性响完，贴春联前也总是嘱咐父亲不要贴反，吃饭时总是告诉我们不要摔碎了碗……在她的观念里，只有这些不出差错，按照她的祈祷进行，来年才会顺顺利利。
这一年，母亲五十二岁，父亲六十岁。这是他们第一次一起出门远行，来到1500公里之外的南方。
她常跟我们说，外婆去世那一年的春节，就有一系列的不祥的预兆。杀年猪的时候猪血泛白沫，外公把门神爷贴倒了，把灯笼里的煤油灯摔碎了，五舅舅玩鞭炮的时候把眼睛炸了……母亲常常在春节想起外婆，她在春节所进行的一切充满仪式感的流程，都是从外婆那里习得的。在母亲的记忆里，大家庭的年从腊月半就要开始忙了。在贫苦的岁月里，似乎一年到头的辛苦都是为了过年这一天。除夕夜吃完团圆饭，外婆不让别人插手灶台上的活儿。她会熬一大锅苞谷米，在深夜包饺子。 初一早上，她一个个喊孩子们起来吃饭。“二女子，快起来吃饺子啊！”——外婆这么喊母亲，那是母亲一年中最幸福的时刻。后来，她也用这样的语气在每年正月初一喊我和弟弟起床吃饺子，我也觉得，那是一年里听到的最充满喜悦和希望的声音。
于是，我建议父亲和母亲来深圳，我帮他们找一份工作。我大学毕业后来到深圳，在这里工作生活已六年，也在这里遇见自己的爱人，成立家庭。我们租了一个两室一厅的房子。
当我们一家人离开乡村后，上面这些习俗也就渐渐消散了，但记忆仍在。那些片段留在了母亲的记忆里，也留在了我的记忆里。母亲也在乡村度过了她生命力最为丰沛的岁月。这种仪式给她以尊严，也给了她面对来年生活的动力。
对父母而言，那是一个被焦虑围绕的春天。大半辈子靠打零工赚钱养大我们姐弟俩的父母，找不到赚钱出路，一时间有点慌张，尤其是母亲，每打一次电话都感受到她的焦虑多一分。
当要在深圳度过异乡的第一个春节时，母亲欢欣雀跃，充满期待。和我们在一起生活半年后，即使中间经历了各种不适应与争执，母亲还是在深圳慢慢建立起自己的世界。
那是一个位于秦岭南麓的小县城，没有可靠的支柱产业，近些年因为扶贫攻坚，大量山区的农民搬迁到县城，我父母也是借着”移民搬迁”的脱贫政策在县城安了家。
除了审视和整理我们的”家”，她开始去探索小区周围的环境。她虽然只会说方言，但不怯于跟陌生人讲话，她的嗓门很大，经常会把人吓一跳，但她改不掉，她用真诚的热情感染别人。她认识了所住楼栋几乎所有的老人，了然于这些在小区买了楼的老人家里有几口人，子女做什么工作，一个月拿多少退休金。进出电梯遇上这些老人时，母亲都会跟他们搭上腔，有时候还顺手帮忙扔垃圾。她在天台上除了看飞机，也交到了朋友。天台上视野开阔，可以看到深圳湾，经常有老人带着小孩在这里晒太阳。有时候，我跟她一起上天台，她完全无视我的存在，跟老人热络地聊天。他们各自讲述自己的生活，那些话她跟许多人重复过很多次。那些老人从母亲的语气里感受到羡慕，尤其是当他们说自己是带孙子或者只是在深圳拿着退休工资养老的时候。
2020年整个春天，父母都待在陕西老家的县城，商南县。
除了羡慕之外，母亲最常有的心态是自卑和贬低自己的保洁工作。她常跟我说：“做娘的没有用，老了还要来拖累儿女。”她认为跟我住在一起是”拖累”我，因为我要承担她一些生活上的花费。而那些她在天台上遇到的，退休前做老师、护士、检察官、公安等职业，拿着退休金的老人，是”有用”的，因为他们还有余钱去补贴儿女。母亲年轻时，很希望自己的子女也走上做老师、护士、检察官、公安等稳定职业的”铁饭碗”之路，但是她的期待落了空，并且现在看来，几乎没有实现的可能。每当母亲跟天台上手拿退休金的老人们”谦虚”自称只是跟着女儿生活，又额外打点工的时候，那些有素质的老人都会赞扬母亲，告诉她，能挣一些钱，并且完完全全归自己，也是一件有价值的事。
“我在县城找了一些活儿干，都干不了，你让我和你爸上深圳。”——2020年
我能感受到老人们也很享受和母亲大声聊天。我比母亲在这个小区住得时间更久，从来没有搞清楚对门的邻居是做什么的，而母亲来了一个月，就跟人家交上了朋友。
“一整年都在山脚下的别墅里当保姆，照顾董事长的妈妈。一个月2000，做到腊月，你回来过年，我就不做了。”——201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