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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逐渐开始试图掌控厨房，帮我从家务劳动中解放，缓解我面对高压工作的压抑情绪。她总是悄悄帮我洗好衣服，帮我给阳台上的花浇水，帮我给猫铲屎，把地板拖干净。她开始尝试自己去买菜，总是对比同一样菜老家的价格是多少，这里的价格是多少，一比，发现贵了一倍不止，于是她买回来的菜都是精心挑过的菜或者是超市快关门时的打折菜。
“休息了一年，治腿。冬月，你表叔给我介绍了做保姆的活儿。”——2018年
年底的时候，我的工作变得异常忙碌，也很复杂。
“正月，腿痛开始暴发，但我坚持又在农场做了一年饭。那年搬家到县城。”——2017年
我常常在下班回家后一言不发，侧躺在沙发上，面无表情。母亲看到我的脸色，也不发一言。她经常要等着我回家后再上床睡觉，也许她有一些当天的见闻要跟我分享，但都被我的脸色挡回去了。我想我是故意的，被压榨一天后，我没有心思再吸收任何东西，哪怕是面对自己的母亲。她不懂我在工作中经历的，也不能提供帮助，只会问我，你吃饭了没？饿不饿？要不要吃东西？当我心烦意乱的时候，我更想一个人待着，但母亲只想一直关心你，直到确认你没事。
“一整年都在县城附近的古磨沟农场给工人做饭。 1600块一个月。”.2016年
2020年除夕那天，虽然是租住的房子，我们仍然为它贴了春联。
“本来要去茶厂摘茶叶，但西安工价更高。正月就去浦桥盖房子、做小工，做到冬月回来，跟你姑姑、六舅舅一起，挣了2万多块。冬月回老家后，上山打连翘搞副业，赚了四五千块。”——2015年
大门——
“春天去砖厂，干了一天，干不了，活儿太重了。随后去河南洛阳钒矿’滚球子’，四月回县城，在县城做了一天小工，又去城郊的钒矿’滚球子’，’滚’到冬月，山里下雪，路上结冰了，才停工。回老家村里打连翘，准备过年。这年挣得多一点，有3万块。”——2014年
上联：燕子堂前绕桃花枝头俏
“我先在镇上的另一座钒矿’滚球子’（处理矿土的一道工序），做到七月二十几，又去给老张家摘香菇。 还去垃圾场上做了半天，跟经理吵架，干不成，就走了。最后在卢氏县的建筑工地上给工人做饭，冬月回来。回来后在山上打连翘，搞副业，准备过年。那年，我挣的总共有2万块。”——2013年
下联：人面相映红欢喜春来早
“我在韩城下峪口煤矿工地上给老板、会计、货头、修理工们做饭，顺带开了一个小卖部，一个月能赚2000块。你爸在矿上递料，多的时候，一个月赚4000块。初秋，休了十五天假，回老家一趟，把被大雨淋塌的厕所重新修整。随后又跟你爸去矿上，待到腊月二十几回来。回来的路上，得知你邻居金枝阿姨去世了，才四十五岁，那年夏天走的时候，她把你和我爸送好远，回来人没了。那年暑假，你还去矿上跟我住了一星期，站在山头看到了黄河，你还记得吗？你弟考上大学，我跟你爸没工夫送，你给送到学校的。”——2012年
横批：乐此桃源
“仍旧在那家钒矿上给工人做饭，做到九月二十几，一个月1100块。后来回家休息了半个月，然后又去蓝田栽树，春节前回来。多劳多得，挣了 1万多。”一2011年
阳台——
“在离家十里路之外的钒矿上当了一整年大锅厨师，给五十多个工人做饭。一个月1000块。”——2010年
上联：天上聚仙佛人间满欢颜
在母亲的记忆里。她这么回忆那些她拼命做工挣钱，耗费心力经营的打工年月。
下联：蒲扇手中摇悠游好似仙
但母亲也有她自己的生存智慧和逻辑，她用乡土社会那一套熟人关系运转自己的世界。她聪明，敏感，记忆力极好，善于捕捉细节，说故事像唱歌一样。她也争强气傲，不甘人后。也许正是因为母亲没有受过多少正统教育，语言与行为方式都遵从本能，我常在一些时刻觉得，母亲的思想比我自由，行为更不受拘束，活得更真实。最重要的，我很确信，她爱我。
横批：日日皆大吉
在漫长的劳作和家庭生活的消磨中，母亲已经把小学三年学的汉字忘得差不多了，她只会写自己的名字。 几十年来，她几乎不看书，很少写字，认路靠记标志。
这真是一幅理想愿景。
当我们姐弟俩开始真正长时间离家生活，母亲已人到中年。四十二岁那年，她开始以一整年为期外出打工。她和父亲常常正月离家，冬月或腊月归来。他们有时候去同一个地方，有时候分开，哪里能挣到钱就去哪里。假期的时候，我和弟弟经常在各个亲戚家流转，或者干脆待在学校所在地，偶尔也去父母所在的工地，很少回家。
同在深圳的表哥和弟弟也来家里。厨房仍旧是母亲的，我们在她的指挥下打下手。菜一盘盘上，又一一被扫荡，其乐融融的氛围、油污碗碟自动消失的餐桌背后，是一个看起来很快乐，随时准备为子女奉献的妈妈，脸上被油烟熏出微汗的妈妈，手脚不停的妈妈。
到我们姐弟俩先后考上重点高中，我高三、弟弟高一时，我们整个家庭经济最紧张，父母在为供两个大学生做准备。
“妈，你真的喜欢做饭吗？”
二十一岁那年，她遵父母之命与同村的我的父亲结婚。此后便是漫长的生育、养育过程。九十年代中后期，父亲每年有一半时间在外地打工，母亲操持起家里的所有事务：种田，养猪，养鸡，照顾我的弟弟，监督我学习，处理人情关系，还上山搞副业——主要是挖或采摘中药材卖钱。我和弟弟开始上学之后，父亲基本都是家里的”甩手掌柜”，只负责从外面带”钱”回家。但有时候也会出状况，打几个月的工，却没路费回家。
“娘不给儿女做饭，给哪个做？猫都知道疼崽子。”
那年母亲九岁。此后，整个童年与青春期，她都与我不识字的小脚外婆及其他陆续结婚或待嫁的兄弟姐妹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母亲与外婆形影不离，接受她的教导，就连和我父亲结婚这件人生大事也是听了外婆的话。
除夕夜，是一桌丰盛的晚餐，是一家人的团聚。她说：“挺好的，一家人都在一起，也免去了你们姐弟俩奔波。”
我的母亲出生于1968年春天，因为春天的缘故，她的名字也与春天紧密相关——春香。外婆连生了六个儿子后，又连生了三个女儿。九个兄弟姐妹，母亲排行第八，因为众多无可奈何的原因，她小学三年级只上了几天便辍学了。
没有了在乡村那些繁复的习俗后，母亲在深圳的这个春节，过得还算相对轻松。如若是在县城的家里过春节，少不了一家家走亲戚，今天在这家聚餐，明天在那家聚餐，半个正月在自己家待的时间没几天。她从空间上远离了那些热闹，摆脱了一些大家族走亲戚、送红包、人情往来的麻烦，也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自由。我们带她去看花市，去海边晒太阳。她对我专门为春节买的20元一斤的大米感到惊奇，她说，这大米，煮出来，在锅里是站着的。我想象了一下那个场景，大概是军训的时候，操场上立了一操场的新兵。
在她大半辈子的生命历程中，挣钱是最最要紧的事。她希望多挣钱。她说：“钱又不咬人，你还嫌钱咬手？越多越好。”
年底那几天，母亲晚上出门散步的时候，经常在马路边碰到”烧纸”的人。
可能是因为我老家所在的陕西商洛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一直处于边缘，那里的人们心里自认为在”底下”。所以我母亲这一代陕南乡民，去哪儿都用”上”：上西安、上北京、上广州、上上海、上深圳…… 上深圳，是因为母亲失业了。她连续十年的打工生涯中断了，在县城找不到工作。
母亲对城里人”烧纸”的随意嗤之以鼻：“连头都不磕一个。”
如果要让她描述记忆里的2020年，她会说，新冠疫情发生的那一年，女儿带我”上”深圳的那一年。
母亲想到远在秦岭尾巴上、深山里那些孤零零的”老祖先”们。
2020年，对母亲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
她有些惆怅：“离得远了，连梦到他们都很少了，都不要老祖人了……”
“我怕个屁！”
春节过完，正月初三，母亲在电话里拒绝了小棉班长让她再回去工作的邀约。她在一栋政府大楼里找到了新工作——仍旧是做保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