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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实，因为要在”签到表”签字，在写字楼做保洁的三年时间里，母亲用碳水签字笔写了几千次自己的名字，已经能把”春香”这两个字从歪歪扭扭写到工工整整了。因为要看我写的故事，她学会了阅读。她还在手机上学会了拼音输入法，首先学会的是我的名字，我弟弟的名字，我父亲的名字……一天，我正上着班，母亲把我们一家人的名字一个个发到我的微信上。
“我们这一代人造孽，不识字，没有退路了。我们走了，谁来打扫这些卫生？”母亲这样感慨。
我曾在家门口的公园里，看到了清洁机器人，有着白色长方形箱体，箱体前方有两个大转盘扫把，面部呆萌，两只眼睛可以发光，常在深夜公园没什么人的时候出没，沿着林荫道，一路轰隆隆地驶过，把散落在地上的树叶吞食进肚子里。它会转弯，遇到障碍物或者感知到身体附近有人，就会停下来。
母亲还发现，小区楼下的店铺招牌频繁更换。有一家店，最开始是卖古董、名人画像，后来改卖名烟名酒，再后来卖韶关本地菜……不久，招牌又砸了，店门口用红色水马拦起来。每一项生意都没超过三个月。这家不断摧毁又重建的店铺，是我们正在经历的生活的隐喻——-种在缝隙中求生存的生活。
我把这种景象拍下来给母亲看，母亲的评价是：“你看它好聪明，现在人咋这么聪明，能造出这东西。 有了这些，就不会要我们这些老年人了……”也许有一天，它真的会进化出更高级、更智能的版本，真正替代我母亲所做的保洁工作。
当母亲发现，这一年，她积累下来的工资超过之前任何一年时，她感到很幸运。来深圳之前，她总是担忧自己因为腿疾无法再工作，成为累赘，那种生活让她感到恐惧和害怕。每当我们带着吓唬的语气告诉她，如果不好好休息，将来可能瘫痪坐轮椅，她就会很生气。
用美国社会学家格雷伯的话来说，我母亲和她工友们所做的工作属于”狗屎工作”，对社会必要且有益，但收入低，工作环境糟糕。但对我的母亲和她的工友们而言，保洁这份工作是必要的，是他们待在深圳最根本的理由。
还有一件事令母亲印象深刻。年末，在新经理的号召下，位于地下车库保洁员休息室的冰柜终于被清理了。那些不做饭、又舍不得买饭、更加不会点外卖的保洁员，从周边酒店、商场捡来的，存放在冰柜里的盒饭、面包、过期的老干妈、饮料，被一股脑当垃圾丢掉。一些保洁员想阻止，但发现的时候，为时已晚。同时被清理出来的，还有深藏在冰柜椅角昔兄里上百只被冻死的蝉螂。新经理很夸张，对那些阻止清理的保洁员大吼：“你们没看到吗？螳螂都有上万只！”
老年时该何去何从？母亲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没做保洁前，他的妻子一直在帮女儿带孩子。现在，她的岗位是打扫写字楼外围，丈夫被开除后，她仍旧留下来继续做。夫妻俩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女儿嫁了个潮汕人，在深圳做钢琴培训老师，因为疫情，生意惨淡。女婿没有正式工作，林大伯心疼女儿，但也无力额外资助，因为儿子的情况更令他操心，早些年儿媳出了车祸无法工作，儿子在老家，一个孙子在长大，需要花钱。年轻时，林大伯夫妻俩在湖北种棉花。
母亲年轻时的好朋友，住在我家上头的邻居谭大姐，现在在老家县城做保洁，一个人打扫三栋居民楼加一个广场，没有假期，一个月工资1700块。即使如此，谭大姐的这份工还是托人走了关系、塞了红包才找到的。“’桥’上没人还找不到，打扫的面积有我在深圳二十个那么大，就这，在县城还是一份好工作。”这么一对比，母亲更加惶惶然，觉得更加不能轻易离开深圳。
林大伯的妻子也在写字楼里做保洁，与他同岁，上连班。
在母亲眼里，保洁行业的天花板是那些她在写字楼里看到的用绳子垂吊在高楼楼体上，清洗大楼玻璃和外墙的人，也就是人们口中常说的”蜘蛛人”。
被开除后，林大伯在附近小区的车库又找了一份保洁的工作。地下车库没有空调，干了三天，太热了，他没要工资，另寻机会。几天后，他在附近银行大楼找了一份刮玻璃的工作。2023年春节，他留在深圳，没有回老家。
一次，母亲问一个刚做完一面墙清洁，暂时歇息、，蹲在地上整理绳索的小伙子：“师傅，你在那么高地方，晕不晕？”
实际的情况也许更复杂。那段时间为了防止保洁员被封在宿舍，公司要求住宿舍的保洁员统一将铺盖、换洗衣服、洗漱用品等带到地下车库，打地铺过夜。林大伯也被这样安排，这件衣服应该就是为了方便，洗后晾在空置楼层的。
小伙子说：“习惯了就好。”
物业马上查出来是负责男厕所卫生的保洁员林大伯干的。林大伯是湖北人，六十七岁，在深圳做清洁工作有二十年了，仅在这栋写字楼做保洁就已长达八年。当天下午，林大伯就被开除了，并被罚了 1000元工资。面对质询，林大伯给的理由是，铺地毯时太热，衣服汗湿了，便晾在那里。
母亲问：“你这一天多少钱？”
夏天的时候，一次，物业带着客户来看房，好巧不巧，不知哪位保洁员在空荡荡的房子里拉了一个晾衣绳，一条裤子正随风飘荡。客户没说什么，但房子没看上。
小伙子答：“室内600，室外1000多。”
写字楼空置也令甲方忧心。所以有客户来看场地，物业就格外热情。经理在开会的时候三令五申：不允许保洁员私自去空置楼层，一旦被发现就要开除和罚钱。
“每天都有活儿做吗？”
到2023年1月13日母亲辞职，她工作的这栋写字楼共有八层是完整空着的。母亲工作的三层楼中，每一层都未能入驻满员。其中有半层自上一家公司搬走后，空置时间长达一整年。她2021年10月入职这栋写字楼做保洁的时候，一家做证券的金融公司开始搬家，等到她辞职，这半层依旧空着。她就是从这个半层空着的办公楼落地窗，看到窗外城市生活的风景。
“每天都有，按天算工钱。”
最土豪的是一家做矿业的公司。它所在楼层连楼梯道都铺着红地毯，墙上贴满了宣传标语。保洁员只能从侧门观察到里面的内景，有着精致雕工的红木座椅、茶几和沙发，巨大的陶瓷花瓶，精美的玉石摆件，地毯，四季不断的蝴蝶兰、发财树，都彰显着这家公司的财富。
“帅哥，你是哪里人？”
最热闹、最红火的是卖保险的公司，占地两层楼，员工年龄偏大，以四十岁左右的女性居多。
“广东的，旁边这个四川的。”
这栋高级写字楼共三十七层，是深圳少有的层高在四米以上的办公楼，空间开阔。每层建筑面积将近2000平方米，每层有三到四家公司，每家公司的占地面积在350至800平米之间。2022年，深圳写字楼的平均租金约每平方米210元。
看到那些仍在高楼外墙上手脚并用、来回腾挪做清洁工作的小伙子，母亲说：“你们这些人太优秀了，也太辛苦了，给再高的工资都应当。我的儿子我舍不得让他打这种危险的工，太吓人了。”这个场景让母亲想起七年前她在西安建筑工地上做小工，站在三十二层楼高的钢管架上，给大师傅递料，她蹲在钢管上，头晕目眩，不敢朝下看。
在写字楼工作的一年中，通过这栋写字楼里公司的流动，母亲也用她的眼睛观察到了深圳经济的晴雨表。
母亲说，她以前总想着，人生完成了一个阶段，下一个阶段就好了。
判断一个楼层还有没有公司存留很简单，看那层楼还需不需要保洁做卫生就知道。
养孩子的时候想着把孩子养大就好了。
有时候还能看见用绳子垂吊着的擦玻璃的工人；看见对面高楼上，绿化工在空中花园里修剪植物，看见有人在商场楼顶的游泳池游泳；看见有人在马路对面小区的楼顶晾晒衣物。在这些喘息的间隙，母亲看到了她保洁工作之外的城市生活镜像。
孩子养大想着把孩子供出大学就好了。
虽然母亲的清洁区域只是在大楼的走廊和洗手间，但有一种情况可以让她看清窗外的风景。那便是当一家公司从写字楼退场，一切都清空的时候。透过玻璃门和落地窗，母亲能看到窗外四季如一的塘朗山。山上有像窑洞一样一排排的墓地。
孩子上了大学想着孩子有份好工作就好了。
还有一个女孩，母亲总觉得与她似曾相识。“觉得是这个人，但脸又不是这个人。” 一问才知道，女孩在半年里减肥瘦了五十斤。
然而事实上，母亲没有停止”工作”的时候。尤其是她的儿子还没结婚，女儿还没生小孩，“活儿不做有活儿在，有了娃娃宥世界”，她对圆满生活的期待还远未实现。这种越来越难按”算计”进展，“八字没一撇、九字没一勾”，悬浮在生活中的恐惧，让她无法放松。她很难让自己闲下来。她跟我抱怨：“别人问我，你有几个孙子，几个外孙？我都没法答复……”她总是主动或被动地将自己置于永无止境的劳动中，她迫切感觉到时间在身后穷追不舍。她仿佛心里怀着刀子，在努力抓住六十岁之前还能打工的时光，以免将来无法自食其力。
女孩比母亲提早三天休假，还有一个月，她的孩子就要出生了。在写字楼做保洁的这一年，母亲看着年轻人来来走走，倒是跟这个女孩有了牵绊。
令她难过的是，她觉得自己的儿女们在读了不少书，获得了所谓的好工作之后，也不过是工作的奴役，并没有所谓的”岸”可上，随时可能会被抛至主流生活之外。她在我对职场萌生退意时，坚决阻止我：“只有工作，你才能想买什么买什么，你走了，就再也找不到像现在这么好的工作”母亲的恐惧是德国社会学家罗萨《加速》一书中”滑溜溜的斜坡”现象的现实印证：似乎在生活的所有领域里，都有一种站在”滑动的斜坡”上或”向下运行的自动扶梯”上的感觉。行为者在永远充满着多维度的变化的条件下进行活动，而通过”不采取行动”或”不做决定”而实现的静止状态是不可能的。如果有人一直不能重新适应持续变化的行为条件，他就会失去连接未来的条件和选择。
女孩悄悄告诉母亲，这次是二胎，吃了很多苦头。 婆婆家希望能生一个男孩。母亲说，顺其自然，怀什么就生什么，都是缘分。
“现代社会是越转越快的旋转木马，飞速地在原地踏步。我们舞蹈得越来越快只是为了停留在原地，但是保持跑动着却越来越难了。日常生活变成了浸泡着需求的海洋，在那里看不见岸边。”在一个”加速”社会中，我和母亲的恐惧相同，像黑夜一样的恐惧让我们难以真正闲下来，在休息中获得愉悦与平静。
女孩问母亲：“阿姨，你啥时候回去过年？”母亲告诉她，会留在深圳。
我安慰母亲，让她不必担心。“至少你的女儿会写作，再不济，也可以跟妈妈一样去做保洁养活自己。”母亲表现出不屑，她一定是不相信我能吃这种苦。“你要是做保洁，肯定不如你娘。”
“还好，还好，没有感染。”
母亲辞职后，她对自己2023年的生活计划显得有些模棱两可。跟新经理辞职的时候，经理说，你明年要想来还来。母亲说，到时候看情况。
母亲关切地问：“美女，你没有被感染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