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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如何去形容姑姑的一生呢？用最直观的说法，是被金钱困住的一生，是用吃苦来抵消生活磨难的一生。 五十四年来，她总是为别人活着，为丈夫活着，为儿女活着，连婚姻也是遵从了父母的意见，嫁给了同村的六舅舅。
如老家农村里因为各种机缘巧合结合的夫妻一样，他们也是争争吵吵一辈子，但也从来没说要放弃。
“挣钱”这两个字把她的人生缠得死死的。这好像是与生俱来的，一种被分配的命运。
在县城化疗治病的日子，姑姑把植物养得很茂盛，家里收拾得十分干净整洁。为了不至于坐吃山空和拖累儿女，在姑姑生命中的最后两年，六舅舅还是断断续续在西安的建筑工地上打工。毕竟，吃药、住院，都是钱。六舅舅已经五十九岁了，他得趁着农民工”清退令”在他身上生效之前，抓住在工地务工的机会，毕竟每天300多元的工钱，是干其他工作挣不到的。每次离家之前，六舅舅都给姑姑准备好一段时间的食物，塞满冰箱。直到下一次回来再待几天，陪姑姑几天，又去工作几天。如此周而复始。好在不少亲人都住附近，儿女也都在县城，姑姑的日子还算不上孤单。每次六舅舅回家，即使身体虚弱，姑姑都会准备好饭菜。最后一次，姑姑包好了饺子等他。
姑姑第一次外出打工是被母亲带出来的。
六舅舅掩饰了悲伤，在亲人的聚餐中依旧说说笑笑，但只要触及姑姑生前的具体细节，他总是无法控制强忍的泪水。
一切都源于几十里外一个叫千家坪的村子发现了大型钒矿。在我上高中的时候，同村的很多人都去那儿打工，回来告诉村里的人，那边在新建厂房，开挖山头，正是需要劳力的时候。
那次返乡所有的聊天话题几乎都围绕着姑姑的癌症及死亡展开。
我的父母便是其中一员。母亲在工地上给工人做大锅饭，一个月1000块，后来涨到1100块。父亲在矿区修大型水井，砌石墙，开始一天70块，过一段时间后涨到100块。工钱论天算，做就有，不做就无。从早到晚，一天要干十几个小时。
得知失去政府大楼的保洁工作后，母亲虽然遗憾，但也无可奈何。在那样的景况下，她必须送从青春时期就一直互相陪伴的姑姑最后一程。
那时候，父母在村里还种着庄稼，所以经常需要请假。有一年土豆成熟的时节，他们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回去收土豆。姑姑家亦如是。
母亲又想起姑姑很多往事。
我在高三暑假曾经在矿区待过几星期。我和母亲住在临时工棚里，每天给二十多个工人准备饭菜。母亲凌晨四点就得起床，晚上忙到深夜才能睡，起早贪黑。她既得精打细算不能浪费老板的粮食，又得让工人吃饱有力气干活，还要准时。
我正伸出双手准备去接她，就醒了。”
母亲常做的老三样就是臊子面、蒸馒头和大米饭。 工地条件简陋，一口临时搭建的超大铁锅，灶火靠烧柴。每次光和面就得和两大盆。好在母亲热情又灵活，跟工人们相处得很融洽。他们常夸母亲的饭菜做得好吃。也许是因为习惯了做大锅饭，母亲在不干这份职业之后，在家里做饭，经常会放多了盐。
“我心里知道她还生着病呢，怎么现在能走路的？ 怎么还来深圳了？我很着急，怕她摔倒，就想去扶她。
母亲充满干劲，忙得顾不上身边的女儿。我被她呼来喊去，打下手。工人们都很热情，有很多工人都有跟我一样即将读大学的儿女。母亲总是将我介绍给他们。 母亲没有念到书，这是她一辈子最后悔的事。我考上大学，或许令母亲感到满足，对刻骨的遗憾有些弥补。更本质的是，对一个母亲来说，女儿比自己书念得高，走得远，本身就值得开心，这样我就不必重复她的命运。
母亲在梦中跟姑姑说话：“咋了哇？显兰姐（姑姑的名字），你咋爬上来了呢？你咋跑我跟前来了呢？”姑姑没有回答她。
然而，那时的我正在焦急地等待大学录取通知，想象大学生活，无心关怀我的父母正在经历什么，只盼望着早点开学，早点结束在工地又热又脏的日子。我待到弟弟也放了暑假，我们便一起回了老家，父母仍旧留在那里打工。
梦里正是姑姑病得很严重的时候，她穿着水红色上衣，头上绑着带子，头发汗湿了，直直地走到母亲在政府大楼上班的工作间，推开门。深圳在下雨，马路像是用镜子铺的，雨把地面淋得”光（三声）镜镜”的。
这家大型钒矿隶属于一家国有企业，公司的官网上介绍，公司成立于2007年，注册资金3.24亿元，目前已形成年产2000吨高纯五氧化二钒生产线一条，年产500吨优质偏钒酸核（粉状）生产线一条，年产1000立方硫酸氧钒、电解液生产线一条。我的父母、姑姑还有其他一些亲人，便是在2007年之后，投入到这场轰轰烈烈的大型炼凯生产线的基础建设中。
姑姑去世后，常常给母亲托梦。母亲跟我讲述她的梦境。
姑姑得到的第一份工作也是在矿区做饭，50块一天，只不过是给老板们做。当时给老板做饭的厨子因为家中有事，请假一个月，紧急需要招工。母亲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姑姑，姑姑同意来顶替一个月。小老板有十几个，对饭菜的质量和速度要求比较高，姑姑做事慢，性格内敛，大批量、快节奏的工作要求让她无法适应。蒸出来的馒头往往没发酵好，用母亲的话说，结实得像石头。二十多天后，原来的厨子回来了，姑姑挣了 1000多块，此后，再也没做过大锅饭的工作。
“人死如远游，他归来在活人心上。”
当时的矿业公司正蓬勃发展，资金丰厚。不仅要开挖矿山，建设斜矿提炼厂，还要盖房子给工人住，盖办公楼。丢了工作的人，很快就可以在这里找到活儿干。搭钢管架、和砂浆、刷墙、刷漆、箍水井、收拾垃圾……这些工作在建筑工地上被称为小工。女工一天80块。姑姑在矿上做了一段时间的小工后，听说西安的工价更高（超过100元），在一个熟人包工头的带领下，和六舅舅一起去西安的建筑工地了。
从这个角度说，带母亲离开，有我的自私。
我的父母仍留在矿区，直到基本建设完成，再也用不到这些出力气的工人。
虽然我在亲人面前说，带母亲离开的理由是，故乡即将到来的冬天对她的老寒腿来说有些难熬，但另一个隐秘的理由是，我跟母亲相处得时间越久，我发现自己越离不开她。
后来，矿区招来了大学生。靠近矿区的农民们也发了财，拿了拆迁、山林补偿，还顺带解决了工作。我上高中的时候，每次坐去往县城的班车，都要经过矿区。
母亲把我的很多东西从老家带到县城的家里保存。 我小时候背过的书包，戴过的帽子、耳环，用过的日记本，一沓沓的手写信、明信片，照片，笔记本……她就像是我的生命档案馆，我跟她一起经历的所有事，她都记得。她绣了印有”家和万事兴”的十字绣给我，为我将来的孩子亲手做了四双老虎头的千层底布鞋、四双针织毛线袜、四顶兔子造型的毛线帽。那都是她因为腿病来回跑医院做康复的那年抽空做的。
那里的房子、马路、巨大的水井，都令我感到熟悉，有时候还会碰上在那里工作的乡民，跟我打招呼。那仿佛是充满朝气的几年，一座矿山，解决了四里八乡很多乡民的生计问题。
三十年后的焦虑跟童年时一样。
姑姑和六舅舅去西安时，也正是中国房地产蓬勃向上的年头。他们加入建设城市高楼大厦的农民工队伍。 他们跟着熟人包工头从西安市区到浦河、到宝鸡、到蓝田……他们是典型的工地夫妻，就像《百年孤独》里的吉普赛人一样，哪里有活儿干就去哪里。每到一处租最便宜的房子，吃最简单的饭，把汗水洒在城市，把年轻力壮的身体消耗在钢筋水泥的建筑里。
在面对工作中的压力时，我第一时间都会想到，我母亲在付出比我大几倍的辛苦，仍旧在工作，我不能轻易从职场退出。小时候，她要出门，我经常会黏着她，有时候她带着我，有时候不带。她不带我的时候，我即使是在玩耍，也会在心里盼着她回来。如果她长时间没回来，我便会很焦虑，心猿意马，干脆坐在门槛上等她。
母亲离开矿区后，曾跟姑姑一起在濡河的建筑工地待过一年。姑姑虽然沉默，做大锅饭不在行，但她很瘦，身段灵活。她擅长具体的事情，与六舅舅在施工现场配合默契，递钢管，刷漆，装防护栏……姑姑像男人一样干活，爬得很高，有时候需要上到几十层楼。母亲害怕，姑姑却很轻松的样子。
我头晕目眩，想呕吐，机器是白色的，从廊道另一头透过来的光也是白色的。我躺在那里，想到了死亡。此后母亲变得格外紧张，每天监督我吃药，把中药为我温好，每天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你今天好些了吗？
那一年，姑姑和母亲所在的工程队，在一个叫杏园村的地方盖了32栋楼。母亲至今仍记得那时的房价，高楼层4370元一平米，别墅区7400元一平米。母亲认识当地的一家人，一户四口，拆迁补偿了四套房子，还有几百万。甚至有传言，某个村里的村支书选举，候选人要家家户户上门发红包，不花几十万压根儿选不上。
有一段时间我总是感到心脏不舒服。我被固定在板子上，医生给我一个圆球，说你要到实在坚持不下去了才能捏，否则不要捏。我被推进做CT的机器里，耳朵里一直传来”吸气——呼气——屏住呼吸——吸气——呼气——屏住呼吸”的命令。我听着照做，命令间隙是巨大的噪音，“叮……咛……”，间隔时间有长有短，重复了大概二十次。
那时的母亲见过成群的人拿着现金去看房、买房。 十年后，回想当时的情景，母亲还是觉得不可思议。母亲和姑姑一起盖那些房子的时候，丝毫不觉得这些房子跟自己未来有什么关系，母亲唯一的想法就是把我和弟弟供出大学。现在，那里的房子早就超过了单价1万块。 当时，姑姑和母亲的工资是一天120块，年终的时候，老板耍赖，只肯给母亲算100块一天的工价，没有合同，门口人（方言，意思是”同一个地方的乡民”），又不能撕破脸，母亲心里很不爽快。她和姑姑从正月初七一直干到冬月，挣了2万多块。
她总是在我快下班时，发微信问我，回不回来吃饭？若是回来，她会掐着时间做好饭菜等着我。她总是用期待的眼神看着我，问，饭好不好吃？她肯定是希望得到肯定的回答，如若我否定了，她脸上会掠过一丝失望。一个女儿似乎是没有权利说自己的母亲做饭不好吃，但我通常会直接说出来：辣了，咸了。我发现，下一次她会调整口味，在我吃饭的时候试探性地问我：“不咸吧？”母亲离开深圳回县城前，叮叮当当在厨房忙了一天，包了几百个饺子冷冻在冰箱里，留给我做早餐。
那年冬天，姑姑和我们一起回到村里过春节。所有亲人聚在她家拜族谱，姑姑忙前忙后，十分开心。
她在深圳的时候，我每天下班回家，必定是先喊一声”妈妈！“，以确保她在家。
第二年正月，亲人们又去西安跟着那个老板干。但我父母放弃了，他们在县城郊区的国营农场找到了修剪和绿化的活儿。
突然的消失。
在建筑工地打工的年头，姑姑和六舅舅总是正月走，腊月回，坚持了六年。
我在害怕什么呢？
2015年冬天，姑姑在递钢管的时候不小心扭伤了手腕，中断了她的工地打工生涯。那个春节，用我母亲的话说，六舅舅焦虑得两眉蹙一眉，担心我姑姑找不到新工作，家里断掉一份收入。那时候他们已经在县城买了房，这当然是他们辛勤劳作的结果，花去的一分一毫都是血汗钱。
没过几天，她照样把手机丢在床上就出门。
正月里，正当六舅舅愁得很的时候，小区门口的修理厂缺一个洗车的，托人找可以立即上班的工人，管吃不管住。姑姑的手腕还没完全好，六舅舅便先代替她上了一段时间的班。不久之后，姑姑就接了班，六舅舅继续去西安建筑工地上打工。
她反而理直气壮：带个手机多麻烦，你还担心我被车撞，被人骗？我能出什么事，就过两个红绿灯而已，我这种乡下老太太，眼睛清楚得很！
直到确诊胰腺癌之前，姑姑都一直在这家修理厂洗车。最开始的时候工资是1500块一个月，第二年1550，第三年1600。到病情沉重到已经吃不了饭时，姑姑的洗车工作即将满四年，工资马上就要涨到1650元。她还惦记着检查完，回来继续做。
在深圳的时候，她也是这样，不带手机出门，有时候去买菜，有时候去天台。当我打电话的时候，发现她的手机在她房间的床上震动，我气急败坏，在她回来的时候严厉地质询她：你为什么不带手机？要是出了事情怎么办？出门为什么不微信说一声？马路上那么多人那么多车，谁知道会出什么事？
做这份洗车工作的几年里，姑姑双脚经年累月地穿着胶鞋，泡在水里，双手戴着手套，没有干燥的时候。然而，在县城，这是一份女性很难找到的”好活儿”，没有一点关系还无法获得。因此，即使在感觉到腹部非常不舒服，甚至肿起来的时候，姑姑都不愿意放弃这份工作。直到她吃不下饭，在亲人的催促下，才去西安检查，拿到确诊结果。姑姑辞了工，她私下跟母亲说，洗车的活儿不是很累人，还管吃管喝，淡季有时一天只用洗两三辆车，相比工地，算轻松的。
随着她离开的时间越久，房间里她留下的痕迹和气味越来越少，我发现我很想她。我发现她在深圳的时候，其实为我做了很多事。我经常一天打好几个电话给她，问姑姑的病情，问她在做什么，甚至有时候，她觉得我在浪费话费，表现出不耐烦，一句话没说完就挂断。她经常不带手机，不接电话。
洗车的时候，需要用水管浇水喷洗，一些椅角昔兄里的灰尘杂物都会被清理出来。硬币是常见的一种。在老家的方言中，硬币被称作”分分洋”。姑姑在洗车的三年多时间里，积攒了几大塑料罐的分分洋，她还送了母亲一些，说可以在婚礼的时候伴着糖果送给孩子们。 母亲帮六舅舅整理姑姑遗物的时候，看着那几百个一颗颗捡回来的硬币怅然若失。她与姑姑之间的关系，除却亲情，还有女人之间的理解与疼惜，毕竟她们的命运自青春期就早早地交织在一起，彼此托付，彼此帮衬。
母亲在深圳的时候，我经常感到她侵占了我本来就很”小”的家。她把捡回来的”垃圾”塞满床底，厨房里总是多出些瓶瓶罐罐，砧板和菜刀经常挪了位置，客厅的进门处总是有脚印，莫名的汗水味……她离开后，我重新规整、打扫了房间，把她房间的被套床单扔进洗衣机，被子拿上天台晒，床底的”垃圾”分类整理，砧板立在了我顺手的洗碗池狭槽处。一切都恢复了我喜欢的样子。
也正是因着这种节俭、勤劳，姑姑一家经营的日子在一众亲人中间是令人羡慕的：女儿早早嫁人了，对方条件也不错，儿子有稳定的修车手艺；姑姑和六舅舅一年还能挣几万块。等儿子再把媳妇娶回家，她的人生任务就算完成了。可就在一家人都松了一口气的时候，厄运却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