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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除了要见见亲人们，也准备再次带父母来深圳。
姑姑什么都跟母亲说。
姑姑落葬，“大家具”也已完成。父母规整好老家的房屋，把一切收拾妥当，从村里回到了县城的家。
在母亲的记忆里，姑姑2018年就跟她透露过吃不下饭的问题。
我也利用国庆节假期返乡。
那一年，母亲因为腿疾在家休养。7月，有一次见到母亲，姑姑说：“春香姐，我一点都吃不了饭，你能跟我一起去医院看看吗？”
10月，陕南最好天气也来了，空气清爽。
她们约好见面，一起搭公交车去县城大医院，找一个她们都认识的王医生。王医生告诉她们，要去挂号，要办就医卡，她们很害怕这一系列的流程，最后放弃了，转而去找在汽车站门口开饭店的孙姓表叔。他在县城开了十几年饭店，认识的医生多。
<section id="女的是菜籽命">
“女的是菜籽命”
表叔跟她们说，去找一位姓曹的老中医看看，他门口挂个牌子，说是治了不少疑难杂症。
从深圳返乡的那天深夜，母亲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从县城大医院看完姑姑回家，开门的时候却发现，花草竟然全活着。那些吊兰像是烟花般炸开，爬满了阳台。
母亲和姑姑又马上奔赴中医馆。
她们彼此都称呼对方为”姐、两年时间，姑姑从确诊到离去，母亲虽有心理准备，但还是感到来得太快了。姑姑最后一次从医院化疗回来，在视频里跟母亲说，她走不了远路，托她照看的县城阳台上的花估计全部渴死了，城郊租种的那片地也已荒芜。
曹医生边号脉边对姑姑说：“我先给你当胃病治治，最好去检查一下子。我给你开三副中药，要是喝得见效呢，你再来找我给你开，要是喝得不见效呢，你就赶快再去大医院检查。”
母亲和姑姑是以”换亲”的形式，决定了自己的婚姻。姑姑用她一辈子的幸福赌上我父亲的幸福，我母亲则是赌我六舅舅的。她们都是为了哥哥。三十二年前的秋天，她们同一天结婚，送亲的队伍相遇在村里的古树下，姑姑和我母亲彼此交换手中的花手帕，也许就是在那一刻，注定了她们此后的惺惺相惜与信任。
姑姑拿着中药回家了，继续干着修理厂的洗车工作。
姑姑是母亲同性好友间最信任的人，每次出门远行，母亲都是把家里的钥匙交给姑姑，让她照看花草。
几天后，母亲打电话给姑姑，问她喝完药的感受。 姑姑说：“我强些了，喝完了我还上去捡两副喝喝。”母亲心里松了一口气。但姑姑其实还是吃不了多少饭，她也抗拒去医院。直到2019年端午节前夕，众多亲戚聚在一起吃饭，姑姑的身体从体征上看就知道不对劲，又黑又瘦。父亲罕见地发了脾气，让六舅舅赶快带姑姑去西安：“必须！ 一定去西安！”在一众亲戚的劝说下，姑姑决定听从亲人们的意见，去西安的医院检查。随后，她经历的便是漫长的化疗、放疗，医院到家，家到医院，两点一线。
花发多风雨，人生足别离。母亲从手机上给我发工程进展的视频，每一天都是阴雨绵绵。一个星期后，工程完工。母亲还是感到沮丧和虚无。“人生真是无意义啊，忙活一辈子，最后还要自己准备一个大盒子装起来。”
那一年，母亲在县城郊区的别墅里给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做保姆。老人患有肺癌，正在康复期，母亲像照顾一个孩子般照顾她。她们还一起种花生、种玉米、种秧瓜，一起逛超市，母亲为老人搓背、洗澡，饭端到手上，给她冲药、倒药。老人说吃什么，母亲就为她做什么。别墅有三层，很豪华。有鱼池，养荷花，有水晶石、转梯、古色古香的实木家具、昂贵的按摩椅。母亲包揽所有的卫生。有时候老人的儿女回来，母亲还要做一大桌饭菜。
开工之前，母亲给了自己很多心理暗示。比如告诉我说，外公在五十岁的时候就为自己准备好了 “大家具”，但活到了八十八岁。奶奶也是六十多岁就做好了，也活到了七十六岁，所以不必在意。
老人是个热情又周到的人。姑姑每次化疗完，身体恢复一些，便会来老人这里找母亲。三个人一起聊天、散步，一起去山坡上捡板栗、挖野菜。那是姑姑生病之后相对自由的一年，癌症让她不得不休息，她终于不用再费心于挣钱，可以花很多时间跟自己的密友、亲人在一起。
或许是因为姑姑的离去让父母意识到，死亡的阴影已经如此逼近他们这一代，办完姑姑的丧礼，在母亲的主力推动下，他们决定趁着回到老家的空当，趁着村里七十岁的老木匠还能劳作，把棺材做起来。他们没有问我和弟弟的意见，固执地安排，将来某一天自己人生走到结尾时，必须在老家的祖屋，与出生地相连。他们把这项工程称作”做大家具”。
姑姑如同商山老家的很多亲人一样，总是先想到他人，忘了自己，总是认为熬熬就能过去，包括疾病。得了癌症，姑姑第一时间想到的并不是自己的痛苦，而是担心会拖累家庭，每一次治疗都是在亲人的再三催促下才去。深陷癌痛，身体无法自主，但大脑依然是清醒的，她仍操心那件我买给她的红色羽绒服会被亲人放进棺材或者烧了，不止一次说，要留给自己的女儿。给她寄回去的抗癌药，她留着，想着有一天能好起来。她还没有看到自己的儿子结婚。去世之前，在病床上，姑姑喊得最多的话就是，老天爷不长眼睛。
等父母在老家处理完姑姑的丧事，政府大楼的管理卫生清洁的经理告诉母亲，她的岗位招到了人来代替。 显而易见，母亲失去了在政府大楼的保洁工作。她和父亲干脆回到村里久未住人的老屋，在那里待了一个多月——母亲有件大事要做。
她肯定曾经感到无比害怕。病情稍微好转的那段时间，六舅舅出门务工，姑姑一个人睡一间屋子，她总是在枕头底下藏一把剪刀。在老家的习俗里，枕头底下放剪刀是为了在梦里与”恶鬼”搏斗。
2021年8月8日，姑姑离开了这个世界。这一天，是东京奥运会的闭幕日。遵从她生前的愿望，亲人们围着她，将她抱在怀里，最后从县城运回商山深处的老家。 她在那里出生、长大、结婚、生子，从那里走出去打工，经历波折，最后又回到那儿去。
现在回想起姑姑，会伴随着很多”如果”：如果她没有在建筑工地上接触大量油漆之类的化学涂料：如果她没有长时间在经常吸收汽车尾气的修理厂洗车：如果她第一次发现肚子胀吃不了东西的时候就去西安检查，如果身边的亲人能多关心她一点……她打工十年挣的钱，最后大部分都给了医院。但没有人能指责什么。
五十四岁的生日过后，姑姑加速衰弱下去，也不说话了。8月7日晚，母亲陪着姑姑到后半夜，握着她的手，看着她的生命一点点流逝。
秦岭南麓的商山地区，除了部分小县城，大部分山区属于典型的险山恶水之地。那里的人们不仅面临着地理上的闭塞，也面临着信息与精神上的闭塞。父辈的挣钱方式沿用着非常古老的路径——熟人介绍。以至于，我的部分亲人及一些乡民总是去矿山，去建筑工地，去修高速路、修隧道……去干那些又苦又累又伤身体的工作。这些挣来的血汗钱，他们自己舍不得花，大多用在自己儿女身上，或者一分一毫攒起来，在城里买房，给儿子娶媳妇。生病，一般都是去认识的那几个乡村医生那里抓点药；再严重点，就勉强去大医院做检查：到完全吃不了东西了或者疼痛难忍了，才会真的动身”上”西安。常常，从西安回来，都不会有什么好结果，这几乎成了一种常态，一种群体性悲剧。我总是听母亲说，她认识的乡里乡亲”突然”就得了重病，然后病逝的消息。
不久后，便又陷入沉睡。
他们经历了跟我姑姑相似的一生，如杂草一般，顽强地生存，一场大风刮过，有的还能爬起来，有的便湮灭了。他们活得很用力，面对这些普遍性的悲剧，人们似乎也总结不出什么，也不知道该怪谁。说到最后，似乎只能归结于，他们的命不好，姑姑的命不好。这是陕南腹地乡下人的悲歌。
“哎！哎！”“来了，来了……”
姑姑的坟在老家的青山之间，临着公路，亲人们回老家，都会下车去看看，在路边站一会儿说说话。老家村中的人越来越少，只留下几位高龄老人。故乡已经是一片事实上的孤寂之地。
她回答得很用力。
姑姑去世后不久，跟她一起洗车的同伴彩菊也确诊了胰腺癌。她和姑姑同龄，比姑姑洗车的时间更长，姑姑去的时候，她的月工资已经涨到了2000块。2020年，她经常觉得脖颈痛，又是做理疗又是拔火罐，但还是越来越痛。去西安检查，癌细胞已经扩散，晚期了。
“哪这么多人喊我？”“他们喊我去城里玩。”
彩菊是一个更苦的女人。三十多岁时，丈夫就在煤矿上因事故丧命。她靠着赔偿金养大两个儿子，又靠着拼命洗车供两个儿子念完大学。大儿子做了老师，小儿子毕业后在西安找到了工作，她却病倒了。因为姑姑的缘故，母亲也认识彩菊，她腿痛在家休养那年，经常去修理厂串门唠嗑，冬天的时候还去烤烤火。生病之后，面对残酷现实，彩菊说着一样的话：我得活着啊，我还有两个儿子尚未成家。
每到傍晚，姑姑便开始说胡话。那些已经离世的亲人的名字从姑姑嘴里冒出来，她迷迷糊糊地感到他们在喊她。
母亲常跟我说，女的是菜籽命，撒到肥地里就长成卷心菜，撒到贫地里就长成黄菜苗。在母亲看来，彩菊这样的命运，就跟一粒菜籽撒在了贫瘠的石缝里一样——落到贫处苦一生。
姑姑住院一个月后，医院不再接收。姑姑的农历生日要到了，她的儿女便把她接回了县城家里——亲人们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修理厂的洗车工马上又有新人顶上。一切似乎都没什么变化。
微信群里不断弹出的工作群消息让母亲心慌。她甚至还抱着姑姑能够好转，她能立即抽身回深圳工作的想法与祈愿。事实却是，姑姑的病一天天暗沉下去，吃了止痛药便是昏睡。看着此情此景，母亲也跟着亲人们一起时不时流泪。
我回乡经过姑姑第一次出门打工时的矿区，曾经热闹无比的山谷变得十分寂静。被挖出了巨大豁口的高山，张开了嘴巴，像怪兽，令人心惊。那些房屋，那些巨大的机器，那些曾经忙碌的生产线留在那里，锈迹斑斑，杂草丛生。没有了人。
事实上，母亲这次回乡，不仅是为了送姑姑走最后一段人生路，也是为了看望她的姐姐，我大姨。那段时间，大姨因为脑溢血刚做完手术，在县城中医院复健。母亲每天搭公交车，往返于两个医院之间，总是看完姑姑去看大姨，看完大姨看姑姑，一天天都消磨在医院里。无非是送些吃的，陪在她们身边，响应她们的需求。
<section id="我们家我最有算计">
“我们家我最有算计！”
她深知，这次回去，可能就要丢掉这份工了。在老家的日子，母亲的日常就是医院、家里两头跑。
“我们家我最有算计！”这是母亲最引以为豪的一句话。
母亲跟政府大楼管卫生的新经理请了两周的长假。
她抱怨我父亲最多的话是：“老头子一点算计都没有！”
母亲下了火车就直接去了医院。姑姑的癌细胞已转移至全身，癌痛让她身体蜷缩，大喊大叫，眼睛也已经看不见。姑姑抓住母亲的手，摸到了母亲手腕上我外婆留给她的银镯子，认出是母亲来了。她哭着说，春香姐，你咋从深圳回来了？你回来了怎么找得到工作？
哪怕她老了，她对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仍然深信不疑。“我把家顾得圆圆的。”“娘就是箍桶蔑，一家人不会散。”
二十五个小时后，他们抵达位于秦岭南麓的小县城。他们离家不到一年。
在深圳，每当看到我堆在门口的快递，穿不完的衣服，毫无章法的厨房，以及为什么养两只大肥猫而不养娃，她脱口而出的话都是：“你这个女子一点都没算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