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逃离 (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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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把我当成使唤丫头吗？”她咬牙切齿地咆哮道。

“什么场合穿呢？”她问我。

“好了，妈妈，给你的朋友打个电话吧。”我请求道，“求你了。”

“你看，”我指着商店橱窗里的一件套头衫和长裙，对她说道。这是一家极简主义的小店，售卖瑞士服装。那件长裙是深灰色的羊绒料，套头衫是褐红色的安哥拉羊毛料，胸前绣着泰迪熊。“这身衣服你穿再合适不过了。”我对她说。若是没有泰迪熊的贴布，那就更好了，我如此想道。

我们俩闹矛盾时，除去我之外，她还会朝另外两个人发火：一个是父亲的会计杰夫·豪森（Jeff Howson），他负责每个月给我们寄来子女抚养费（我将其视作救命稻草）；另一个是寇本，并且受她的攻击越来越重。与这两个人相比，母亲生气时很少会提及父亲，似乎是有赖于其忧伤而古怪的行为，所以只是迁怒父亲身边的人。

在香蕉共和国专卖店里，我们俩试了试同款不同尺码的牛仔夹克。这是一款箱型夹克，领子是石青色的灯芯绒。我尽量不喜形于色，我知道不能操之过急。但她把两件都买下来了，两件！与拉夫罗伦的沙发相比，两件夹克不值一提。我们提着沉甸甸的纸袋走出商店。

“寇本说他会照顾我们，可回头就对我不理不睬，让我自生自灭。”她的声音已经变了样。“那个骗子！”她说道，面露狰狞。

我们一定是发财了，我如此想着。否则的话，她怎么会买大件物品呢？她想买一个新沙发的念头已经很久了。但她的钱是从哪里来的？我不知道。我问她时，她总是说没钱，可这一次，她说有。我不敢追问原因，生怕一问美梦就破灭了。她看上去开心而自信，我想，这才是我们在商场里应该有的样子，或许今后也会一直如此。

我不知道她是什么意思，但据我所知，寇本跟我们并无多少来往。他是个佛教禅宗的俗家弟子，我的父母都认识他，他主持了父亲的婚礼，是个寡言少语的人。

最后，她买下了拉夫罗伦的沙发，以及配套的椅子和搁脚凳，刷的信用卡，这是那时为止我们花的最大一笔钱。为了少花点钱，她没有让店里换新的布面，而是保留了原先的沙发布面。付款过后，我们俩都有点飘飘然，似乎商场也已经与刚才大不相同，对我们不再设限。

后来我才知道，母亲的母亲得了精神病，而我又对她不闻不问，所以，在意外怀孕之后，她就去找寇本求助，问他该怎么办。

我知道她讨厌现在那个沙发，也就是多年前从父亲家里搬来的那个。要是让她选的话，她绝不会选那个。我想，那个沙发会让她觉得自己的生活里充斥着别人摒弃的东西。

“把孩子生下来，”寇本建议道，“如果你需要帮助，就来找我。”可在随后那些年里，他从未伸过援手。当时，他对我母亲承诺最多，也貌似最值得信赖。当时，我那年轻的父亲也向寇本求助，寇本对他说，如果生下来是个男孩儿，那他就是父亲的灵魂传人，他应该接纳他、养育他。后来母亲把我生了下来，她从周围人那里得知，因为我是女孩儿，所以寇本对父亲说，他没有义务照料我们母女。

她看了看沙发一侧的价格标签，倒吸一口冷气。

第二天晚上，我和母亲又因为同样的事争吵起来。

“我喜欢，”我说道，“很贵吧？”

“哦，我真可怜，我真可怜。”她又用孩子的口吻讽刺道，接着口气一变，怒吼道，“你根本不知道我为你付出了多少！”

“哎，这个沙发怎么样？你喜欢吗？”母亲问我，她说的是一个双人沙发。我坐上去，垫子没有弹起，而是慢慢地塌下去。

“我一定会好好表现，”我说道，“我会去洗碗，不再有一点儿抱怨，我会去收拾台子。”她让我使劲擦拭台面，还抓着我的手，将我的手压在台子边缘，以接住抹下来的食物碎屑。

我们经过伍尔沃思<a id="jzyy_1_206" href="#jz_1_206">⁽¹⁴⁾</a>，里面摆着一管管西瓜味的唇彩、一包包的美甲。我们经过布拉沃福诺餐馆，我们俩仍然偶尔跟父亲到这里来吃饭。最后，我们走进拉夫罗伦专卖店里，这家店是半敞式布局。水泥花盆跟我的腰一样高，里面种着凤仙花，凤仙花结着绿色圆嘟嘟的种荚，一挤就会爆开，喷出小粒的黄色种子，再恢复成扁平卷曲的样子。

“我说的不是台子，你这个死孩子什么都不懂！我说的是这该死的生活。”说着，她抽泣起来，吸气时很猛，像风箱一样。

儿童用品商店的橱窗里，挂着一对白羽毛制成的翅膀。母亲说：“我小的时候，妈妈告诉我，每个孩子出生时都有翅膀，但被医生剪掉了。肩胛骨就是翅膀根，是不是很奇怪？”

我静静地站在她身边，不为所动，心中毫无波澜。我站立的样子仿佛巴伦公园（Barron Park）的一栋房子，那栋房子被拆得只留正面。所以，除了正面之外，从哪个角度看过去都空无一物，没有房间、没有墙、没有物品。

回家之后不久，我和母亲在商场里买了一个沙发、一把椅子、一个搁脚凳。

“真对不起，”我道歉道，“真的。”

“你真缺心眼”

“道歉有个屁用！”她吼道，“你得做啊，现在就得做！”

“太漂亮了，史蒂夫！”劳伦娜称赞道。她的声音里带着轻松和喜悦，我也想有这种声音。他搂住了她，而我转头看向一边，如鲠在喉，双脚沉重。

说话时，她用力拍打着台子旁边的碗柜，发出啪啪的声音。她又深吸了一口气，却像得了哮喘似的，似乎难以呼吸。

“是啊。”我回答道。

“你知道我是什么吗？”她继续吼道，“我就是个冤大头！我为你付出了一切，可根本就没人在乎！”说最后一句话时，她拉长了音，“没——人——在乎”，而且声音粗哑。我敢肯定，整个安静的街道上所有邻居都能听见。

“景色很好吧？”父亲问我们。

“我狗屁不如，”她嘶吼道，哭了起来，“先是跟我父母，现在是你和史蒂夫。这就是我，狗屁不是！”

我们走到外面的阳台上，一排石栏像烛台一样将其包围。身在这么高的地方，纽约市内的种种已经全不可闻，风声如被单甩动着。俯瞰下去，中央公园仿佛是挖填的一块绿色。

她打开了厨房里的一盏灯。这是我们吵架过程中不常见的事，在我们相安无事的夜晚，我们会把其他房间里的灯也都打开，我们的房子也会像别家的房子一样灯火通明。

“这本应是终极版的单身公寓啊，”他伤感地说道，“真好。”

“不，你不是的。”我说道，面无表情。我站得脚疼。

在这样的地方生活，很难说舒适与否。这里有棱有角，锋芒毕露，像电影中富人的寓所。这里富丽堂皇，与父亲口口声声的反主流文化背道而驰，纯粹为了取悦访客。他开保时捷，穿高档西装，可我相信他以简洁为美。所以，当我看到他公寓的样子时，我很吃惊。或许他的简朴生活观只是对我而言，只是他对我吝啬的借口而已。或许他是两面人，看他穿破洞牛仔裤、吃素、崇尚简朴、住得简陋，我还以为他不在乎物质享受，但他还是难敌炫耀的富人心态。

“该死的老天爷！该死的这个世界！”她伸出两根中指，指着天花板咒骂道。

除了两侧的窗户之外，公寓里上上下下全是黑色大理石。我用手指擦掉一道灰尘，露出下面亮闪闪的大理石面。我们站在主厅里，只见比一般公寓高三倍的屋顶、窗户，壁炉，黑色的墙和地面。楼梯似乎是湿的，从二楼逐级顺下，每一级都比上一级宽一些，仿佛罐中倒出的糖浆。父亲解释说，这是借鉴了米开朗琪罗的楼梯设计。

她走到纱门处，背倚纱门滑了下去，双手抱头蹲在门口。每次吵架结束时，她都会这样。

“太棒了。”劳伦娜一边夸赞，一边四下里看着。

“我不想再这样了。”她边说着，边轻声地哭泣着。

这栋大楼名叫圣雷莫大厦（San Remo），这里是大楼的顶层公寓。公寓仍在装修，几分钟之后我才明白过来，原来这间公寓是父亲的。这里的屋顶比一般公寓的高一倍，地上铺着硬纸板。他揭起一张纸板，让我们看下面的大理石地面。地板是深黑色的，光滑如镜，墙的衬边贴的也是这种。他说，这栋公寓是贝聿铭<a id="jzyy_1_204" href="#jz_1_204">⁽¹³⁾</a>于1982年设计的，石板若是用光了，就得找一模一样的，否则就得全部换掉，不然就不一致了。大楼已经建了六年，还未完工。

听她的意思，仿佛她消极的心态并非顽疾，而是刚刚萌生的，就像走着走着突然崴了脚一样。

当天下午，父亲说：“我带你们俩去个地方。”我们乘出租车来到一栋高楼，下了车，又乘坐用毯子充当轿厢壁的货运电梯直到顶层，我的耳朵嗡嗡作响。电梯门打开，眼前是一个遍地灰尘、呼呼通风、光线暗淡的空间。

没有了她，也就没有了我，只剩下虚无。

劳伦娜的朋友谢尔到我们入住的卡莱尔酒店（Carlyle Hotel）里来看她。她肤色浅黑，涂着红色的口红，嗓门很大，带着纽约口音。她站在酒店的钢琴旁边，弹了几下。她们俩谈论的人我都不认识，她们称其为“十足的废物”。

我在她身边蹲下，一只手搭在她的胳膊上，问她：“你说不想这样了，什么意思？”

“他们经常调换电话。”她说道。她指的是经纪人使用的白色座机，每个座机下面都耷拉着白色的电话线圈。“是恶作剧。把这部电话的听筒放在那部电话上面，这样一来，如果有人有交易要做，匆忙之间抓起话筒拨号，却发现拿错了话筒。”

“这种生活，”她抽泣道，“我不想再这样过下去了。你不知道我是怎么熬过来的，你不知道我是怎么独自一人把你拉扯大的。我尽力了，可没有几个人给我支持，我活得太难了！”

劳伦娜带我们去了华尔街，在交易大厅里转了转。大学毕业后，她在这里工作过一阵。

每次和母亲吵完架，都如同走完一次漫长而累人的旅途，让人身心疲惫、头晕眼花。直到我又听到了周围的声音，又闻到了身边的气味，魂魄才得以重返躯壳。

初到纽约，我觉得这里总有股酵母味儿。空气中混杂着热乎乎的椒盐脆饼干味道，还有汽车尾气、蒸汽的味道。

她仍坐在纱门前的地上，这次争吵结束了，她不再愤怒，只留悲伤。看她在风暴过后脆弱挫败的样子，我都心中不忍，我无法想象，刚才自己怎么会对她有恶毒的念头。

但我们必须得快点吃，连吃甜点的时间都没有。劳伦娜金色的刘海从发际线下呈弧状盖住前额。她拿东西时总是准确而坚定，仿佛在拿之前就已经想好了。我喜欢她平时拿菜单、握方向盘、拿口红的样子。

看着母亲消沉的状态，我不禁幻想着父亲家里的情形。在干净、洁白、尚未有几件家具的房间里闲逛，随意品尝碗里的各种水果。劳伦娜开了一家自然食品公司，名叫“泰拉薇拉”（TerraVera），用亚美尼亚式全麦面包制作素食三明治。跟她合伙的是一个商学院的小个子男人，他似乎对她有意思。晚饭之前，她回到家里，我问她当天过得怎样，她总是心情愉悦。她一头金发，背着小皮包，包里装着各种文件资料。她的牛仔裤的两条裤管不一样长，脚踝上的裤脚磨边也不一样高，她的脚踝露了出来，仿佛铃铛的舌头。

我们穿过斯坦福购物中心，她走得很快，有点外八字。当天她穿着黑色的山羊皮鞋，上面有金属扣子。“咱们去欧佩拉餐馆（Opera Cafe）吃吧，”她对我说道，“他们做的恺撒鸡肉沙拉很好吃，脂肪很少。”在我听来，此番关于脂肪的话既新颖又迷人，这又是一个精致的世界，此间的女人对摄入的脂肪量很敏感，我也想跻身其中。我不觉得自己胖或瘦，我不常在外吃饭，很想尝尝这里的巨人蛋糕。这种蛋糕体形巨大，仿佛克拉斯·欧登伯格的雕像。我希望除了沙拉之外还能吃些别的东西。

大约就在那时，我开始学着走路略带外八字。其实不走路时，我的脚是直指向前的。这样走路感觉大不一样，让我更自信、更从容。

在此之前，劳伦娜抽时间开着白色的大众高尔夫带我出去吃过一顿午饭。她在斯坦福大学商学院上学，那时是她最后一个学期。她似乎很匆忙，开车时不看我，也不跟我说话，只是直视前方，仿佛不知怎样跟小孩子打交道。她跟我妈妈握变速杆的方式不同，她抓得不紧，用手掌根推挡把。她很漂亮，但跟缇娜不同，缇娜不化妆，也对自己的美貌不那么在意。

我和母亲的争吵又持续了几个月，频率越来越高，很快就变成了每晚必吵，一吵就是几个小时。跟母亲在一起而她未发作时，我总在观察她的脸色，以防她突然爆发。

“哪里，我跳得一般啦。”劳伦娜说道。但我知道，她一定跳得比我好，因为父亲在音乐会上看我跳过一次舞，却从未对人说过我会跳舞一事。

倘若争吵太过激烈，过后我就会跟史蒂夫·斯缪恩和李·沙尔特两位老师说。此举令母亲甚为担心，怕别人说她坏话，继而在吵架时把李·沙尔特老师也牵扯进来，嘲讽我总是跑去向她抱怨。

“她跳舞很棒。”父亲在飞机上对我说道。我们坐的是商务舱，他坐中间，我和劳伦娜分坐两边。他看着她，抚摩她的头发，就像对熟睡的孩子那样。

吵架时，她用手捶墙，伤了手，疼得大喊大叫，脸上都凸起了血管，脖子上暴出青筋。她还摔门，她眼下挂着黑色的眼袋。有几次，她还抓着我的胳膊使劲晃。

那年春天，父亲邀请我陪他和劳伦娜去纽约。

“我不该把你生下来，”一个星期六下午，吵架行将结束，她如此说道，“生孩子是个错误。”她哭着说道，没有看我，接着站起身来，去了她自己的房间，关上了门。

纽约的新家

我知道，别的家长不会如此对待孩子。我迷惑不解，若是我毁了她的人生，那她为何总是形影不离地一个个房间地跟着我，仿佛被链子拴住似的？

我把衣服都脱掉，把口红放好，却把吊袜带塞进口袋，接着走下楼梯，来到玻璃走廊，经过餐具室，穿过厨房，走出门去。

有一天，我蹑手蹑脚地快步走出前门，下了台阶，穿过草坪，走到林科纳达街上，朝爱默生路走去。

我噘起嘴唇，因为我发现自己跟照片中的劳伦娜全无相似之处。

当时是傍晚，四下无人，很安静。一栋栋房子如同僵化的人脸，私人车道上的汽车来来往往。当时我穿着裙子和平底鞋，我快步走到街角，时而回头看看，生怕母亲追来。她或许还在自己的房间里，甚至根本没有发觉我已经偷跑出来。

我脱掉裤子，穿上她的短裤。短裤兜住了我的腿，我得一只手抓住裤腰，以防其掉下。我又穿上她的一件无袖衬衫，奶黄色，脖子和袖口有黑色的缝线。我把衬衫下摆塞进短裤里面，接着在镜子里看了看侧面和背面，希望光线和角度的改变能改善视觉效果。我学她照片中的样子，双脚呈丁字而立，我的指甲被咬得不成样子，所以我背着手。

我向东拐，向南拐，又向东拐，朝内河码头（Embarcadero）走去，朝101高速路走去。走过街角之后，我可以直行也可以转弯，她都不能轻易找到我了。我长舒一口气，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兴奋和自在，双膝都因兴奋而颤抖，这种感觉不仅仅是逃离的快乐，而是如释重负。

第二层抽屉里，有一双炭黑色的羊毛袜，我记得在一张照片上见她穿过。照片是在斯坦福大学广场拍的，照片上，她浅金色的头发垂在脸的两侧，双脚呈丁字而立，一副自信的样子。父亲把这张照片放在办公桌上。母亲喜欢抓拍的照片，我喜欢正面照，像杂志上那样。我想像劳伦娜那样，哪怕现在不行，长大后也可以。

我心情轻松，又恢复了自我，又能感觉到空气与身体外表的接触。

我打开她放内衣的抽屉，不同颜色的内衣——黑色、白色、肉色——叠在一起，跟我在家里收放内衣的样子一样。抽屉右上角有根象牙色的圈，我将其抽了出来，一团弹性蕾丝在我眼前绽开，原来是一条吊袜带。我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我在《花花公子》杂志上见过，但从未见过实物。

我看了看自己的手掌。掌纹算命很准：我的左手掌纹就像错综复杂的树枝，没有一根是清晰独立的。右手掌纹同样混乱，只有生命线清晰一些。我知道掌纹里的空格不是好兆头，但如何判定厄运何时发生、怎么能判断出我处在生命线的什么位置？即便我暂时远离了母亲，可我还是深受她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