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动身吧 (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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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好回家了吗?”
两部电影都是影碟,就像银色的唱片似的。取放光盘时,他用手指捏住中间的圆孔和边缘,不碰触光盘的表面。装进光盘后,影碟机关闭舱门,会发出一连串机械运作的声音。
在史蒂夫·乔布斯的下面,我又写道:“我爱他!我爱他!我爱他!”我觉得这份爱就在我的胸膛里,如果它没了,我的心也会碎掉。
影碟机舱门的嘎嘎声、液压车门的砰砰声、车灯操纵杆的咔嗒声……在他身边听到的所有声音都让我感到很新奇。他的床边有个金色底座的床头灯,只需触一下底座就可以开关电灯,我试了好几次,太精妙了。我在想这样的电灯为什么不能普及呢?为什么大家还要用按钮式或旋钮式的机械开关?
紧接着我又在下面做了澄清:不是罗恩,是史蒂夫·乔布斯。
“该睡觉了。”电影结束后,他对我说道。
当天晚上,我在日记里写道:我爱爸爸。
很晚了吗?我并不知道。跟他在一起时,时间的概念是模糊的。早上也是如此,跟他在一起时,早上的时间也是漫长的——空旷的空间、明亮的环境、四周的沉寂……跟与母亲在一起的早晨截然不同,跟她在一起时,总是匆匆起床,跑到暖气旁穿衣,再开车送我去学校,在车里吃烤面包当早饭,她的汽车挡风玻璃上挂着白霜,等着车里的暖气上来将其融化。但我跟父亲在一起时,从没有匆匆忙忙让人手忙脚乱的时候。
他又给我拍了几张照片:手肘支着桌面,小口地喝着水,微笑着。食物端上来了,我们开吃。
深夜,当我躺在床上时,我才注意到这里蟋蟀的叫声竟然大到震耳,虫鸣声远远地向我袭来,越过黑暗的草坪,进入黑暗的大房子,冲击着我的耳膜。就在我以为即将被蟋蟀的叫声淹没时,叫声却戛然而止,周围一下子变得空荡荡的。那时我才感觉到,跟这个我几乎不了解的人住在这个石洞般的大房子里,其实是很可怕、很孤独的一件事。
接着,他带我去吃午饭。那里的桌布都是白色的,水装在银质水壶里,用玻璃酒杯喝。他为飞行模拟器的故障向我道歉,我跟他说没关系。
母亲从印度带回来一串豆粒大小的铃铛,那是印度舞者戴在脚踝上的东西。而这边蟋蟀的叫声像极了那种脚铃的声音,它们齐声鸣叫,仿佛数千名戴着脚铃的舞者在狂舞,速度越来越快,舞步越来越快,却又突然停下动作,万籁俱寂。
“看着屏幕,假装全神贯注的样子。”他吩咐道。他拿起相机,为我拍了好几张照片。“把操纵杆一起拉下来,很好。你可以跟朋友们说,因为相机开着闪光灯,所以照片上看不到模拟器屏幕的样子。”
“你为什么不戴手表?”第二天早上,我穿好衣服准备去上学,我问他,因为在我的印象中,优雅的男士都戴着手表。
“这些模拟器太棒了,就跟真的在飞行一样。”他解释道。听他讲着,我却在想,是不是真的会有乘风飞翔的感觉,如果操作失误,是否也会有失事坠机的感觉。
“我不想被时间束缚。”他答道。
可是飞行模拟器关着。“该死,”罗恩埋怨道,“怎么非在今天呢,太不凑巧了。”飞行模拟器并不像飞机,更像是间办公室。操作台上有几根黄色、蓝色的操纵杆,但屏幕是黑的。
“那是什么?”我从厨房的窗户向外看去,指着一个建筑物问他。它像是一个检票亭,前面是透明的玻璃,上面有一个尖顶。
“你想让别的同学都喜欢你吗?那就跟他们说,你去了NASA,还玩了飞行模拟器。他们会羡慕你的。”罗恩如此说道。他在NASA工作,是阿姆斯研究中心(Ames Research Center)的工程师,所以能把我带进去。几个月之后,终于等到了去NASA的日子。那天,骄阳似火,茶色玻璃门外面的白色石头都散发着热量。他为我拍照:在NASA的标志旁边、在接待处的桌子后面、在飞行模拟器门外。那时我刚刚在超级剪理发店剪成齐腮短发(我的姨妈琳达在超级剪连锁理发店担任经理,所以我们享受折扣)。
“是鸟舍,喂鸟用的。”
他对另一款电脑——Lisa——只字未提。我担心他并未以我的名字命名电脑,担心那只是个误解。
“里面有鸟吗?”
他盘腿席地而坐,我则跪坐在他身边。他找到电脑的电源开关,按下开关,电脑启动,屏幕中央出现一张电脑的笑脸照片。接下来,他教我如何用电脑画画,画完后如何保存,然后他就离开了。
“没有。朋友以前送给我一只孔雀,可现在它跑了。”
他抓起电源线,似乎很眼生的样子,说道:“我猜,应该把它插进去。”
“你会再弄些鸟放在里面吗?”
他抓住顶部的把手,将电脑拉了出来,放在地上,靠近墙上的电源插座。
“不。”
房间里光亮的木地板上,只有儿童床这一件家具,平行四边形样的光从窗户里射进来,点点浮尘像半空中微小的火星。
我能看出来,他已经被我问烦了。七英亩有多大,我心中纳闷。若是站在宽广的草坪上,背对网球场和泳池,面向远处层层叠叠的山丘,视线依次越过鸟舍、一棵巨大的紫叶欧洲山毛榉、树莓林、橡树林、水塔,直到树林渐密、山丘隆起的地方,估计就到头了。“那里就是。”有一次,父亲指着远处对我说道,但我不知道他指的是哪里。
不久之后,父亲给我送来一台麦金塔电脑<a id="jzyy_1_97" href="#jz_1_97"><sup>(14)</sup></a>。他把箱子从汽车后座上拖出来,搬进我的房间,将其放在地板上。他看了看箱子,说道:“该怎么打开呢?”似乎他真的不知道,我禁不住怀疑他是不是这台电脑的发明者。
他把两个苹果、一把杏仁放进一个纸袋(是一个食品杂货袋,不是午餐袋),然后把袋口卷紧。“给,这是你的午餐。”他一边说着,一边将袋子递给我。移动间,袋底的杏仁发出咯咯的撞击摩擦声。
就在那段时间,约翰逊老师在班里搞了个活动,名叫“猜数字”,让学生们猜罐子里玉米粒的数量。我连续两次以全班最小的误差猜中了大概的数字。其实我只是在纸上写了几个数,我读不出来,因为我还不认识个、十、百、千的计数单位。母亲来接我放学时,约翰逊老师把这件事告诉了她,她们俩都以诧异的眼神看着我,仿佛我是个神童。一周之后,我写的一首诗被选中,刊登在学校的周报上:“美丽的朝圣者,伟大的朝圣者,他们乘着五月花号,踏上我们这片土地。”一切好像水到渠成,我变成了自己梦想中的样子:像父亲一样有名并且幸运。
我走在他的前面,陆续穿过餐具室、客厅,来到那个有钢琴的大厅里。大厅的沙发前有个小茶几,上面放着一本书,名字是《红沙发》。书里的图片都是一个红色天鹅绒旧沙发,这些沙发放在世界各地,上面坐着的都是各路名人。我翻到其中一页,图上的人正是父亲。图中的他英姿飒爽,头发顺滑光亮,双眼炯炯有神。跟书中的其他人物不同,他双手指尖相抵,食指对食指、中指对中指……呈金字塔状,像个小动物的肋骨组成的胸腔。随后的几个月时间里,我试着将这种姿势融入自己的生活中——上课时手肘支在课桌上、与母亲吃饭前手肘支在饭桌上、跟朋友在外吃午饭时手肘支在大腿上……可我的动作总不自然,双手撑在一起的时候,我的手显得很大,样子很傻。
“你可以把它送给学校里的朋友。”他说道。我激动坏了:这样一来,朋友们就会知道我并非是在杜撰自己的身世。
我们俩走出大门时,“你不锁门?”我问父亲。
一天下午,父亲又过来跟我们一起滑旱冰,他从NeXT公司捎来一沓贴纸,一共六份。贴纸很漂亮,又大又厚,由透明硬塑料制成,上面印着一个黑色的立方体,立方体上面是亮闪闪的四个彩字:NeXT。
“没什么值得偷的。”他答道。
“那更说不通了。”母亲分析道,“你告诉了她,现在她又反过来追着对你说?让她别再说了。这孩子真奇怪。”
“你可以添点儿家具。”我建议他。要是他能再买些家具,这栋房子该多么好啊!我想让他真正喜爱这栋房子,并为之装点布置,将房子维护好。在学校里,我们玩一种名叫“选房子”的游戏,写下汽车、丈夫、房子的种类,然后随机搭配,看看未来自己会过什么样的生活。其中房子有四种:别墅、独栋房子、公寓、棚屋,而我对这四种房子都有直观的体验(树林大道上的工作室就算棚屋了)。我父亲有栋别墅,我不知道别的孩子谁能这么说。每个人都想住别墅,也都想要好车:保时捷、法拉利、兰博基尼……
“我说漏嘴了。”我等着她大发雷霆,她却没有生气,只是疑惑不解。
在拐上280高速的高架桥时,父亲说:“眼睛看着要走的方向,手就能很自然地转动方向盘,真是奇妙。”
“你跟她说的?”
他讲解驾车拐弯的道理,就像母亲讲解画作一样。他不知道,其实我也有驾驶经历。对他而言,或许我没有任何过往,只是刚刚出现在他的眼前。
我说,可能是我告诉她的,但我是无心之过。
行驶在沙山路上,他指着远处凌驾于一众屋顶之上的胡佛塔<a id="jzyy_1_112" href="#jz_1_112"><sup>(18)</sup></a>,对我说道:“看,像男人的那玩意儿吧?”
“那个女生是怎么回事?”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母亲,她如此问道,“她是怎么知道的?”
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
但她不听。她有时是以嘲笑的语气在说,有时则像机器人一样嘟囔。我不胜其烦,但其骚扰也有好处:她广而告之的正是我想让大家知道的事实。是她在替我吹嘘炫耀,我则是无辜的,甚至是受其折磨的一方。
“帕洛阿尔托之根,”他解释道,“仔细看看,那个红色的头特别像。”
“别吵。”我对她说道。
胡佛塔在朝阳中熠熠生辉,圆形的红瓦屋顶与校园里众多红瓦屋顶甚是相配。我跟母亲去过胡佛塔,近距离观察过塔上的铃铛和鸽子,感受过高处的风。铃铛周围围了网,以防鸽子在里面搭窝。
学校里一个名叫柯尔斯顿(Kirsten)的女生开始在课外尾随着我,嘴里念叨着“你爸爸是史蒂夫·乔布斯,你爸爸是史蒂夫·乔布斯”。
“噢。”我应道,笑了几声,努力地在脑海中把胡佛塔与见过的寥寥几根阴茎联系起来。
有一次,我听说父亲被《花花公子》杂志评为“年度最性感男士”。我有选择性地吹嘘此事,因为我既不知道消息的真实性,也不知道这个头衔的确切意义。据我猜测,因为既有《花花公子》又有《花花女郎》两本杂志,所以我不知道他到底是在有裸体女郎的男性读物里被报道了,还是在有裸体男士的女性读物里脱光了。继而我得出结论,父亲应该是在《花花公子》里刊登了他的裸体照片。一想到这种情况,我就不寒而栗。我想,所谓成长,就是要对类似情况泰然处之吧。
“就像那玩意儿一样。”他又说了一遍,语气中满是不屑。
我耐心等着,只有在需要的时候才把这件事透露出去,起到欲扬先抑的效果。跟那些有父亲的朋友相比,我不记得曾感觉低人一等,我暗中拥有一个神秘的身份,在自怨自艾时,它就会发痒发痛,心理压力越来越大,继而以某种形式表达出来。
同在屋檐下
“因为太超前了。”我引用了母亲的原话,但我不明白它为什么会超前。“后来他发明了个人电脑。你们可要保守秘密,要是让坏人知道了,他们就会绑架我。”
“我应该会在自己40多岁时死掉。”就在那段时间,父亲对我说了这番话,他是第一次到朋友家来接我。他的表述颇具戏剧性,似乎是要激起某种回应,我却不知所措。我那时只有8岁,对我而言,40岁已经很老了。我心中窃喜,因为他把如此私密的事情告诉了我,还因为我们俩还有大量时间共处而高兴——毕竟还有四到九年的时间呢!我早就知道,他预言了自己的成功和早逝,母亲告诉过我这些。他是不是会认为我们母女俩不在背后议论他?看他说这话时一本正经的样子,好像他真的以为他不在的这些年里我们没有想过他、谈过他,就像他离开房间之后,房间就不存在了。
“一款名叫‘丽莎’的电脑?”她说道,“我从没听说过。”
总之,他的这番话并没有令我悲伤,反而令我振奋。好歹有几年与他相处的时间,比什么都没有强多了。
“丽莎。”我答道。
他是个伟人,而伟人——比如肯尼迪<a id="jzyy_1_113" href="#jz_1_113"><sup>(19)</sup></a>、列侬<a id="jzyy_2_113" href="#jz_2_113"><sup>(20)</sup></a>——都是英年早逝的。我不知道这些,但他知道。
“什么电脑?”一位名叫伊丽莎白的女生问道。
当晚,他接上我,开车带我回家。在车上,他说道:“这里原先都是果园。”母亲载着我在库比蒂诺行驶时,也会说同样的话,但我从来都不信。现在,这片土地上已经是道路纵横,低层建筑物鳞次栉比,仿佛存在已久,没有一点儿果园的痕迹。
“他还以我的名字命名了一款电脑呢。”我对朋友们说道。
“等我死了,就把我埋在苹果树下面。”他对我说道。
话虽如此,但即便我自己听来,这事都不甚可信。此前我跟父亲少有相处,只有寥寥数次滑旱冰和来访的经历。如果有这样一位成功人士做父亲,那么他的孩子理应有光鲜的衣服、时髦的自行车。可我什么都没有,连我的姓都跟他不一样。
我记在心里,告诉自己到时候要想起来。
“他可有名了,”我解释道,“他发明了个人电脑。他住在大别墅里,开保时捷敞篷车,要是剐蹭了,他就会再买辆新的。”
我们俩单独相处时,他总是提起这句话,所以我想,我有责任完成他的遗愿。他的意思是把骨灰直接撒到土里,不要装盒深埋,这样一来,树根就能把他吸收。
“谁?”有人问道。
接下来的两个星期也是同样的:我坐着敞篷车去他家,车篷敞着,电热座椅开着;吃的是混合的冷沙拉,喝的是果浆;泡热水浴;一起看影碟——《西北偏北》<a id="jzyy_1_114" href="#jz_1_114"><sup>(21)</sup></a>《摩登时代》<a id="jzyy_2_114" href="#jz_2_114"><sup>(22)</sup></a>《城市之光》<a id="jzyy_3_114" href="#jz_3_114"><sup>(23)</sup></a>。每放一部电影之前,他总会问我是否看过。如果我回答没看过,他就会默默摇头,表情严肃,仿佛我犯下了什么大错一样。每次我要去厕所时,他总会把电影暂停。第三次跟父亲同住时,我尿床了。醒来后,我羞愧难当,怕清扫房间的人会向他告密。当地一对住在一栋小房子里的夫妇负责为他做沙拉、清洗被褥。当时我已经快9岁了,已经很多年没尿床了。但第二周我再来时,床铺已经换成了新的,而父亲也只字未提我尿床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