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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时抛开芭芭拉的话题，避开报纸和电视，我继续自己在1993年温网的进程。在击败卡巴切尔后，我又战胜了葡萄牙的若昂·库尼亚·席尔瓦、澳大利亚的帕特里克·拉夫特和荷兰的理查德·克拉吉赛克。我进入了四分之一决赛，与皮特对决。又是皮特。他的发球已然成为一种武器，我怀疑我的手腕是否能承受得住他的发球。但皮特此时也被其自身的伤痛所困扰，他的一个肩膀疼痛难忍，所以他在比赛中的表现比平常稍微差些——或者他们是这样说的。你绝不会知道他是如何对付我的：他迅速地拿下了第一盘，花费的时间比我穿赛服的时间还要短，然后又以同样的速度赢得了第二盘。
不过，如果我疲惫不堪或是情绪低落，就像在温布尔登那次一样，公众的污蔑则会使我痛苦不堪。而芭芭拉对某个记者讲的我是一个禅宗大师的那番话也正中了那些诋毁者的下怀，各类报纸由此获得了一个可以对我大肆嘲笑的机会。我开始不断地听到有人引用“禅宗大师”——这句评语一时间取代了“形象就是一切”。我不理解他们的反应为什么会如此强烈，也许这是由于我不知道何为“禅宗大师”的缘故。既然芭芭拉是我的朋友，我只能认为它是一个好的评价。
又是一场短命的比赛，我心里想。我抬头看了看我的包厢，芭芭拉坐在那里，闪光灯在她周围不停地闪着。我想：这真的就是我的命运吗？
大多数时候，我和芭芭拉总是会对我们的约会引起的震惊和流言蜚语一笑置之。我们一致认为，既然我们觉得彼此不错，那么纵使她比我大28岁又如何呢？我们的关系很和谐，而公众的反对声只是使我们的关系更加有趣，这种反对使我们的友谊具有某种为社会所不容甚至危险的意味——我整个反抗行为中的又一部分。与芭芭拉·史翠珊约会就像穿“热熔岩色”的球鞋。
第三盘开始时，皮特连续失误，这给了我喘息的机会。我赢了这一盘，接着又拿下了第四盘。我们战平了，各胜两盘。命运的车轮似乎正在朝我的方向转动，我看到恐惧悄悄爬上了皮特的双颊，怀疑、明显的怀疑之情就像下午时出现在温布尔登草场上那长长的影子一样追随着他。只有这一次，不是我，而是皮特在声嘶力竭地咒骂自己。
芭芭拉终于重新回到了舞台，而我的虚伪也在那一刻达到了顶点。我坐在前排，戴着一顶黑色的棒球帽——我的假发又出了问题，而我则担心别人对此会作何感想和评论。那晚我除了是一个伪君子外，还成了恐惧的奴隶。
在第五盘中，皮特退缩了，他揉着肩，请出了赛会医生。在比赛中断的这段时间里，皮特接受了治疗，我则暗暗发誓一定要拿下这场比赛。连续两年温网冠军——难道这不是了不起的成绩吗？到时那些小报又会说些什么，或者我将说些什么，我们走着瞧。或者我会说：你们现在觉得你们的“汉堡王”如何呢？
我把她带出了网球场，带到了我车里，然后播放了这位轰动一时的加拿大歌手席琳·狄翁的 CD 。芭芭拉咬着她拇指的指甲，聚精会神地听着。我知道此刻她在想什么，她在想：我也能做到。她的脑海中肯定浮现出自己重新在歌坛大有作为的情景。我感觉到我终于帮上了忙，但也觉得自己真是虚伪透顶。
但当我们重新开始比赛时，皮特完全换了一个人——不是重新恢复了生机或者重新焕发了活力，而是完全不同了。他从头开始，完全丢弃了那个深陷自我怀疑的泥沼中而不能自拔的皮特，就像蛇完成了蜕皮一样。现在他正在一点点甩开我，以5:4领先。在这一盘的第十局一开始，他就连发了三个 Ace 球，但与其他任何 Ace 球都不同，它们甚至有自己独特的声音，就像内战中加农炮的声音。三个赛点。
“当然。”
突然间他朝球网走来，然后伸出了手，又一次以胜利者的身份。这次握手使我感到了切身的疼痛，但这并不是因为我那一触即痛的手腕。
那是在春天，在我和芭芭拉打了一整个下午的网球后，我对她讲了关于拉斯维加斯一名新歌手的事。这名新歌手的声音非常洪亮，堪与芭芭拉媲美。我问：“你想听一听她的歌吗？”
输给皮特几天后，我回到了我的单身公寓。在这里，我只有一个简单的目标：我不愿再想起任何有关网球的事情，一个星期足矣，我只想短暂休息一下。我的心痛苦不已，我的手腕疼痛难忍，我的骨头要散架了。我只需要一个星期的时间什么也不做，只是安静地坐着，没有痛苦，没有戏剧性，没有发球局，没有小报，没有歌手，没有赛点。我正在小口啜饮着我当日的第一杯咖啡，随意翻看着一份《今日美国》报纸，然后一个标题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因为我的名字在里面——“波利泰尼与阿加西分道扬镳”。尼克告诉记者他已经和我彻底断绝往来了，他想花更多的时间陪陪家人——10年了，他竟然以这种方式让我获得了这一消息，甚至还不如我在他的椅子上放的那只屁股朝天的大熊猫。
当然，我每次对芭芭拉说这些话时，都会觉得自己很伪善。在我与恐惧和完美主义进行的斗争中，我一向输多赢少。我以对记者讲话的方式对她讲话，我只是告诉她我知道是正确的或者我希望是正确的事情，但其中大部分我自己都不能完全相信，更别说付诸实施。
几分钟后，联邦快递送来了尼克的一封信，信上的说辞和报纸上的内容大同小异。我一遍又一遍地看着这封信，看了不下数十遍，最后我把它塞进了一个鞋盒子里。我走到镜子前。我并没有感觉有多糟——我已经什么感觉都没有了，我已经麻木了。仿佛可的松的药力已经蔓延到了我的全身，吞没了我的知觉——我似乎已经不复存在了。
从那一刻起，我更加为她所吸引。她拥有如此强大、如此摄人心魄的天赋，却不能仅作为消遣自由地使用。一想到这一点，我就对她更加着迷，也觉得她更加亲切，但再一想，沮丧之情又不禁涌上心头，因为这种感觉是如此熟悉。那天之后不久，我们又见面了，她邀请我到她的牧场去。我们一起吃了比萨，然后又聊了几个小时，发现我们有很多方面很相像。她是个极端完美主义者，讨厌做一些她已经做得非常出色的事情。而且，尽管她处于半隐退状态已经很多年了，尽管她内心充满了自我怀疑以及持续不断的恐惧，但她承认她一直在考虑要不要回到演唱舞台上。我鼓励她那样做，我告诉她剥夺人们听到那种声音——那种令人震撼的声音的机会是不对的。“最重要的是，向恐惧投降是危险的。恐惧就像毒品一样。”我说，“你对它做出一小步让步，它就会让你做出更大的让步。”所以即使她不想表演又能怎么样？她不得不表演。
我开车到了吉尔那里，和他坐在健身房里。听我讲完这件事后，他和我一样感觉很糟，并且愤怒不已。
但是，过了不到5分钟吧，她哼出了几个小音节，从屋顶到地板，屋子的各处都回荡着她的声音。每个人都屏息静听。玻璃颤抖了，餐具颤抖了，我的肋骨和腕骨也为之一颤。有那么一瞬间，我甚至认为是有人在用博世（Bose）音响系统播放芭芭拉的唱片，而且是调足音量之后播放的。我无法相信人类能够发出那么震撼的声音，无法相信人类的声音竟能够弥漫于整个房间，充满每一寸空间。
“嗯，”我说，“我猜现在是‘同阿加西决裂’时间，首先是温迪，然后是尼克。”
她的牧场各处都建有小屋，其中一间是电影屋。在午餐会后，我们闲逛到那里，观看了《喜福会》的非公开试映版。这是一部典型的女性文艺片，无聊至极，我耐着性子观看，不时担心自己会被闷死。然后我们又漫步到另一间小屋，是一个音乐室，窗户下摆着一架豪华钢琴。我们站在一起，一边吃着东西，一边随意交谈着。戴维坐在钢琴旁弹奏着一曲又一曲感伤的恋歌，他几度要求芭芭拉唱歌，但她不唱，而他紧追不舍，坚持要她唱，后来气氛都变得有些尴尬了，我真希望他能就此罢手。芭芭拉的胳膊肘支在钢琴上，后背正对着我。我看到她绷紧着身体——很明显，她有些害怕在其他人面前表演，这会使她非常不自在。
我身边的人比我的头发减少得还快。
几周后她邀请我去她在马里布的牧场参加一次小型聚会。戴维·福斯特也会参加，她说，还有其他几个朋友。我们终于要见面了。
尽管似乎说不通，但我还是想再次踏上球场，我想要“享受”只有网球才能赐予我的那种痛苦。
我和芭芭拉的相识要感谢史蒂夫·温，他是一个赌场的老板，我从孩提时代就认识他了。一天，我和他在打高尔夫球，我提到我喜欢芭芭拉·史翠珊的音乐，他说她是自己的一个好朋友，然后我和芭芭拉就通过一系列的电话开始了联络。我赢得温布尔登后，她发了一封贴心的电报祝贺我并且略带挖苦地对我说：终于把你的样子和声音对上号了，还不错。
但也不是这种剧痛。可的松的药力完全消失了，所以我手腕中那种针扎刀刺的感觉再度回归，而且简直令人无法忍受。我又见了一个新医生，他说我的手腕需要手术。然后我又见了另一个医生，他说休息可能会起作用。我赞同第二个医生的看法，所以我选择了休息。但当四周后我踏上球场，只是挥了一下拍后，我就意识到手术可能是我唯一的选择了。
他们想知道我们是如何相识的，我拒绝告知，因为芭芭拉是我所认识的最害羞、最不爱谈论私事的人。
我就是不信任外科医师。我信任的人本来就很少，我尤其不赞同别人说可以信任某个完全陌生的人。把自己交给一个刚刚见过面的人，由他掌控自己的命运，我实在厌恶这样做。一想到要毫无意识地躺在一张台子上，而某个人会切开我赖以为生的手腕，我就想打退堂鼓。如果那天他注意力不集中怎么办？如果失误怎么办？我总是会在球场上看到这一幕，而一半的时候，它就发生在我身上。我排在世界前十名，但某天你会觉得我只是个不折不扣的业余选手而已。如果我的外科医生恰巧就是医学界的安德烈·阿加西怎么办？如果他那天未在最佳状态怎么办？如果他喝醉了或者吸毒了怎么办？
不过没有什么比芭芭拉·史翠珊更令英国人着迷的了，她到中心球场观看我的比赛，这引起了好一阵骚动。温布尔登从来不乏名流捧场，但芭芭拉的出现引起的骚动如此之大，我以前从未见识过。记者不断地骚扰她，随后又不断地逼问我关于她的种种。小报们煞费苦心地剖析评论进而贬低我们之间的关系。事实上，我们之间只是充满激情的友情。
我让吉尔在我手术时待在手术室里，陪在我的身旁。我想让他充当我的警卫、监视器、后盾以及见证人，换句话说，我想让他做他一直在做的事情——为我站岗、守卫着我，只不过这次要穿着一身长袍，戴着一副口罩。
英国的球迷非常友好，他们为我欢呼喝彩，赞赏我为克服腕伤所作出的努力；但是英国的那些小报却并非如此，它们充满恶意，连篇累牍地报道我最近刚刚刮过毛的胸部，各种奇怪的版本层出不穷。只是无意识地简单修剪了体毛，别人却认为我是切断了一只胳膊或一条腿。我的手腕断掉了，他们却只是谈论我的胸部。我的新闻发布会变成了滑稽剧，几乎每个问题都与我那新近变得光滑的胸部有关。英国记者都对毛发非常着迷——要是他们知道了我头发的真相，还不晓得会写出什么来。还有几个小报说我胖了，记者们恶毒地称我为“汉堡王”，并以此为乐。吉尔试图把我体形的变化归咎于我腕部注射的可的松——可的松会引起浮肿，但没有人相信这种说法。
他皱起了眉头。他摇摇头。他不知道。
